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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非所问以及厉声呼喝固然能撞击提问者的思维，使其顿悟“性、健康和情感方面”的般若性空不二之法，然而，对于大部份像我这样慧根短浅的庸俗听众而言，不仅完全无法契入情境，而且彻底地将“伊甸园”当成一个娱乐节目来听。每有妙语出，杭州的出租车司机往往乐不可支，驾驶几乎失控，这是我多次亲历之情景。据说杭州的寄宿生也多有这种经验，即全宿舍的人在听，而且全楼的人都在听，全楼的人都在爆笑，把整座宿舍楼都震得山响。“伊甸园”的人气也不仅限于杭州，据说节目还远销东北等地。
2001年夏天，我和李杭育在杭州办过一本杂志，在我的积极提议下，创刊号即以万峰和他的节目为封面故事，题曰：《大龄愤青——万峰》。当时我以为自己发掘了中国最具娱乐性的电台主持人，可是万峰本人却因把他的严肃工作“娱乐化”而严重不爽，非但不领情，刊物上街后，万峰在节目里一连声讨了三天，他的粉丝也纷纷透过热线表示了道义上的声援，声势令人胆寒，更令人感动。我估计，那应该是“伊甸园”历史上主持人和听众间道德立场以及问答一致性程度最高的三天，当然，也可能是娱乐性最低的三天。对于这场误会，至今想来尤感可惜，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对那份杂志后来（因别的事情）停刊的遗憾。
值得庆幸的是，近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又发现了一种娱乐程度丝毫不让“伊甸园”的夜间电台节目，并且还在不同波段不同时段里选出了若干脱口秀名星。或曰，跟万峰比，流派不同而已。此类节目的致电者除了有病之外身份不详，但负责解答的主持人却一律是医生——准确地说，都是教授或主任级的医生——更准确地说，都是操粤语但带有粤语方言区内某一地区之同一accent的医生，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专攻下三路。万峰说：“我又不是大夫”，这些教授和主任们则亦口同声地高呼：“我就是大夫，而且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大夫”——这一点，不仅区别出两个节目在流派上的各异，而且造就了两者在娱乐性方面的各自精彩。
与杭派风格相比，粤派主持们毫不卫道，有一说一，直奔主题，没半句废话，把广东人的务实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至于其娱乐性，也并非完全系因他们的口音能把细菌说成“西芹”，使“睪丸”听起来像是“狗丸”，或者把“麻烦你关了你的收音机”说成“麻烦你奸了你的收音机”，亦不是因为这些主持人有时会心血来潮，幽鬼鬼祟祟的来电者一默：“喔，你患了前列腺肥大，那就先减减肥吧”——这些当然都很好玩，但娱乐之本质所在，乃在于他们高度一致的基本理论：以前列腺疾病为例，凡是偷看黄色录相、手淫、骑车、开车、开车、正常或不正常之性行为——一句话，凡是会勃起的，都有患前列腺疾病的危险，而所有的前列腺疾病又都有向癌症方向恶化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不到他那里求医，通常都会死人，若往到别处求医，治也能治，不过复发的可能性极高。
每到子夜时分，珠江三角洲的空气里都是这样的声音。在这种温暖而湿润的春夜里，自以为娱乐的声音正在不自觉地沉淀为说教，以说教自居的声音却在不经意间蒸发为娱乐——为了励志，我不得不把后者引为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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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乎文哉
？小说tＸt｜天堂
据报导，鉴于一些父母为了显得有“文化”，为孩子起名时用字日趋生僻，给“城市信息化”管理造成不便国家语委即将出台《人名规范用字表》，限制生僻字在人名中的滥用。
此事在网上招来骂声一片。大意是，按民法通则第99条，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生僻字虽为信息化管理惹了一些麻烦，如电脑字库以及其他各种成本，但技术问题不可高于人类尊严。更有刻薄者说，与其这般，干脆学《唐伯虎
点秋香》，每人发一个号，或者直接用身份证号码，甚至网上的id给大家当名字，不就更省心了。
虽然“说不”乃中国网络言论的一惯精神，但是在这件事上感觉就有点反常，因为国家语委的意思，这一次其实非常顺应电脑化、网络化的世界潮流，说白了，无非是进一步落实黄仁宇先生耿耿于怀的中国历史上始终无法推行的“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照理，网民因该是得此风气之先者，最起码已奋不顾身地注册了字母化和数字化的id，今对此事竟如此反感，看来中国的网络人口除了购买力不高，还存在着“反网络化”的潜在倾向，风格相当飘忽。
对即将出台《人名规范用字表》，我举双手赞同——左手，代表一个经常用电脑写字的人；右手，代表一个识字数量“中等”的读写人。尽管我只是“城市信息化”的一个被管理者，但这绝不表示我已自动放弃了与中国新出生人口交往的权力。也就是说，如果我读不出对方的名字，或者在电脑里码不入对方的名字，凡此种种，都会被我视为社交上的严重失礼，常识上的自取其辱，进而对我所受的全部中文教育产生强烈的怀疑。
个人尚且如此，政府的不便更不待言。身为人父，在命名下一代这件大事上我当然也极其理解普天下父母的苦衷。与其说什么“为了显得有文化”，不如说僧多粥少，竞争残酷才是生僻字入名的真正肇因。“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中国父母们的共同心声和共同心病。起名就是起跑的一部份，因此，起一个“有文化”或“个性化”的好名字，就相当在200米或400米开跑前占据了第4第5跑道。从《康熙字典》里检出来的生僻字，有没有文化另说，至少能够在遍地的张三李四plain jane里先声夺人，脱颖而出。再至少，可以避免同名同姓带来的不便，也算是为政府减负。
人父人母的共同心愿，无非是后代们能混个人五人六。然而既成功又出名的“名人”之名，却几乎都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之辈。因而既要避免因与他人同名同姓而造成的个性流失，又要效法名人之通俗易懂，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曾有一名叫张国立的台湾同事，偏偏他的太太姓赵名薇。有一次两口子要去南京玩，通过旅行社订酒店，旅行社在火速发来订房确认传真的同时另有密电一通相告：酒店总经理再三叮嘱，务请二位贵宾届时直接到楼上的某某号房间办理check in手续。
卓而不群的生僻字固然能有效解决以上种种疑难，但是造成的困扰也不能算小。我认识一个名叫黄彧的人，“彧”字音意皆通“郁”，不是郁闷，而是有文采之意。《广雅疏证》释诂：“彧，文也。”“论语八佾篇：郁郁乎文哉。”然而，不管多有文采多有个性，这个多了一撇的“或”字就像长了六指的手掌，一直都给黄先生的社交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郁闷乎文哉”的结果是，黄先生在35岁以后，每与生人交接，辄主动自我介绍：“我叫黄或，很好记的，就是或者的或啦。”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据一个当小学班主任的朋友告知，新学年伊始，点名时每遇名字中有生僻字的新生，老师们为避免丢脸而通常采取的方法是：故意不点那个名字，最后，才装模做样地问一声：“还有哪位同学的名字没点到？”此时你必举手，老师便顺水推舟地说：“咦，怎么花名册上没有你？叫什么，自己向大家介绍一下吧。”尴尬是躲过去了，不过，遇上心胸狭窄的老师，可能会因此而一路有意无意地给你穿小鞋，你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当然，这不是你的错，错就错在你的父母把小学教师当成了“小学”教师。这才叫真正输在了起跑线上。
全球化数位资讯时代的新“姓名避讳学”，可能是表意文字国家在行政管理上遭遇的特殊问题。如何在不废汉字的前提下振兴中华，那是另一个太大的课题。我的意思是，人权要讲，但是一个发展中表意文字国家的行政管理成本也不可全然置之不理。两全之策，就是成本分摊，“文责”自负。香港政府在这种事情上一向得心应手：不管是初次起名还是一个名字像手机那样用着用着就不想用了，无需理由，可以任意修改，来者不拒，从善如流，但是事先声明：不管你的新名字有多少个汉字多少个字母，哪怕比普鲁斯特的句子还要长，身份证明文件上只登记前12位，更紧要的是，每改一次，请付港币600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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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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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我的朋友小宝老师曾仰天长叹道：“生得晚了点，没赶上旧社会，开蒙读物中已找不大到女鬼狐狸精，比较妖魅的只有女特务。小时候性幻想的对像基本上就是那些穿著美式军装，作风开放的坏女人。看到电影里漂亮的女特务奋不顾身地勾引革命者，和他们跳伦巴，常常恨不得立刻投身革命。”
参加革命的动机虽然很是不纯，不过对生于冷战时代的中国男性来说，不管在现实生活
还是阅读材料当中，合法出现的非法“妖魅女人”，当时纯粹就只剩下女特务了。就阶级属性而言，另一路坏女人是地主婆，然而坏是坏，女人也是女人，却输在年龄偏高，穿著打扮行为举止也十分老土（没有美式军装，通常只穿唐装），故谈不上什么“妖魅”。在角色关系上，倒是可以很符合逻辑地成为大部份女特务她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小宝老师当年在电影等开蒙读物中遭遇的那些“穿著美式军装，作风开放的坏女人”，应属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勾引革命者”和他们跳伦巴的，则是《英雄虎胆》里的扬州美女王晓棠）。当然，当国民党和美国在特务工作方面实行“中美合作”之后，这些女特务的全称应为“美蒋特务”才对。日前被fbi揭发之“与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凯德磊之间长期交换情报”的台湾女特务程念慈，虽然在组织关系上隶属台湾国安局，然而党籍上却不知其姓“国”还是“姓”民“故”美蒋特务“这一称呼显然已不再适用，“中美合作”更是无从谈起，因为程念慈“特务”的对像不是别人，正是美国。
其实，早在蒋家时代，国民党就已经为特务工作自订了一个古怪的名称（而且沿用至今）：“情治工作”，从事“情治工作”的部门，则称“情治单位”，这些单位里的男女公务员，就成了“情治人员”。就“情治人员”队伍里的女性公务员而言，这个名词显得特别恰当，因为女特务就是专门用“情”来“治”你的。女特务程念慈与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凯德磊之间“长期交换”的东西，除了“情报”，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女人据说天生就是当特务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两种职业，就是妓女和间谍，这两种最古老职业的专业人士，尽是女人的天下。所谓“男盗女娼”的另一个解释是：男的做了强盗之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一旦权力在握，他们便难以避免地成为女特工的特别工作对像。
古往今来，为了协助一些男人夺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