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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诚为一个人所固有,是出自他本性的行为方式,他就决不会动辄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犹如血型和呼吸,自己甚至不可觉察,谁会对自己的血型和呼吸顾影自怜呢?(写到这里,发现此喻不妥,因为自从《血型与性格》、《血型与爱情》一类小册子流行以来,果然有人对自己的血型顾影自怜了。姑妄喻之吧。)
由此我获得了…个鉴定真诚的可靠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一感动,就难免包含演戏和做作的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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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独特个性的人并不竭力显示自己的独特,他不怕自己显得与旁人一样。那些时时处处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往往是一些虚荣心十足的平庸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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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最不容易受骗,连成功也骗不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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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诚换取真诚!”——可是,这么一换,双方不是都失去自己的真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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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如果不讲对象和分寸,就会沦为可笑。真诚受到玩弄,其狼狈不亚于虚伪受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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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最难戒的毛病是卖弄。说句公道话,文字本身就诱惑他们这样做。他们惯于用文字表达自己,而文字总是要给人看的,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表达变成一种表演,使他们的独白变成一种演讲。他们走近文字如同走近一扇面向公众的窗口,不由自主地要摆好姿势。有时候他们拉上窗帘,但故意让屋里的灯亮着,以便把他们的孤独、忧伤、痛苦等等适当地投在窗帘上,形成一幅优美的剪影。即使他们力戒卖弄,决心真实,也不能担保这诉诸文字的真实不是又一种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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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作者,并且知道自己多愁善感,被自己的多愁善感所感动,于是愈发多愁善感了。他在想象中看到读者感动的眼泪,自己禁不住也流下感动的眼泪,泪眼朦胧地在稿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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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作的初学者,他其实还是不失真实的本性,仅仅在模仿做作。到了做作而不自知是做作,自己也动了真情的时候,做作便成了本性,这是做作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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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法官和一个罪犯。当法官和罪犯达成和解时,真诚者的灵魂便得救了。做作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戏子和一个观众。当戏子和观众彼此厌倦时,做作者的灵魂便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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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在何处结束,真实的自我在何处开始,这界限常常是模糊的。有些角色仅是服饰,有些角色却已经和我们的躯体生长在一起,如果把它们一层层剥去,其结果比剥葱头好不了多少。
演员尚有卸妆的时候,我们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社会的舞台。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甚至隐居和自杀都可以是在扮演一种角色。
也许,只有当我们扮演某个角色露出破绽时,我们才得以一窥自己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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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求真实者还是太关注自己的形象,已获真实者只是活得自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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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领域的追求中,不必说世俗的成功,社会和历史所承认的成功,即便是精神追求本身的成功,也不是主要的目标。在这里,目标即寓于过程之中,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本身成了生存方式,这种追求愈执著,就愈是超越于所谓成败。一个默默无闻的贤哲也许更是贤哲,一个身败名裂的圣徒也许更是圣徒。如果一定要论成败,一个伟大的失败者岂不比一个渺小的成功者更有权被视为成功者?
哲学
1
我剪除哲学的晦涩,为它嫁接上诗的含蓄。
2
有的人喜欢用哲学语汇表达日常的体验,我喜欢用日常语汇表达哲学的体验。
3
人们厌恶了大而无当的体系、言之无物的长文。
新鲜的感受有活泼的生命,硬要把它钉在体系的框架上,只成了死去的标本。深刻的哲理有含蓄之美,硬要把它溶解和稀释在长篇大论中,只剩下了一杯白开水。
哲学家在大海边漫步、沉思,把珠贝拾回家珍藏起来,却把灰色的海滩留给读者。
我听见大海在呼喊:还我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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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古老的哲学作品都是格言体或诗歌体的。从什么时候起,哲学板起了论文的刻板面孔?古希腊有隐逸哲人,有逍遥学派、花园学派,哲学家们在户外、在大自然中思考宇宙和人生。我猜想,哲学完全学院化、体系化是中世纪神学兴起以后的事情,随着哲学所追问的那个“绝对”化身为上帝被关进教堂的四壁,哲学家们也就作为上帝的仆人被关进了学院的四壁,专事构造体系以论证上帝的权威。上帝死了,但仆人积习难改,总要论证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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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偏爱那些用随笔、格言、手记等散文形式写作的哲学家,我喜欢倘样在哲学的散文天地里。这里较少独断的论证和说教,有更多的质朴和自然,更多的直觉和洞见。这里没有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用不着为了体系的需要而拉长或截短活的感觉和思想。
如果说体系巨构犹如巍峨的哥特式教堂或现代摩天大楼,那么,好的哲理散文就像一片清新的原野,当我从前者步入后者时,顿觉精神爽朗,新鲜空气扑鼻而来。
我工作了一整天。我的工作是研究哲学,也就是说,对别人的思想进行搜集、整理、分析、评论,写出合乎规范的“论文”。现在我累了,我决定把夜晚留给自己,轻松地休息一下。于是,我翻开了蒙田的随笔,读上几页,或者翻开我的小本子,写下自己的随感。这当然不算研究哲学,可是我觉得自己比白天研究哲学时更是个哲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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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哲学一直是个闲人游客,凡见挂有“闲人莫入”、“游客止步”招牌的严肃去处,便知趣地规避。我怕那里面的气氛对我的健康和我的哲学均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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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惯于从一小点感受演绎出一大篇玄妙的哲理。可惜的是,在这座他自己营造的哲学迷宫里,他自己也常常迷路,找不到充当他的向导的那一小点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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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哲学理论层出不穷。在我看来,其中只有很少的哲学,多半是学术。随着文明的进化,学术愈来愈复杂了,而哲学永远是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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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哲学家与艺术家是相通的。诗人的心灵,哲学家的头脑,这两样东西难道能够分开吗?对人生的强烈感受难道不是必然会导致对人生秘密的探索吗?艺术难道不就是对人生之谜的解答吗?艺术家和哲学家是气质相似的人,他们都是不实际、不世故的,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人生和宇宙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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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性,哲学与死,均有不解之缘。艺术用审美净化性的烦恼,哲学用智慧净化死的恐惧。但是,性的癫狂一方面给人以个体解体即死的体验,另一方面又是种族生命延续即抗拒死的唯一手段。所以,性兼是死和死的拯救。那么,艺术是否也兼是哲学和哲学的拯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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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借瞬时把握永恒。哲学想直接把握永恒,但做不到,最后只好向诗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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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诗人的季节,秋天是哲学家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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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生活在永恒中,诗人生活在瞬时中.他们都不会老。
14当一颗敏感的心灵被根本性的疑问刺伤,因而寻求治疗的时候,它就会走向哲学。有一种不寻常的激情非人类脆弱的心灵所堪忍受,哲学是对这种激情的治疗。但是,治疗并非熄灭激情,使心灵归于冷漠麻痹。诗宣泄激情,哲学则把激情转向深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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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孩坐在洒满阳光的台阶上,眯缝着眼睛,一个朦胧的疑问在她的小脑瓜里盘旋:“我怎么会到这世界上来的?”我悄悄走过她的身旁,回到屋里,把所有的哲学书籍都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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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在加缪猝死那一年写道:加缪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究唯有上帝才能解答的问题上了。其实,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致力于解开水无答案的人生之谜,因而都是不明智的。也许,对人来说,智慧的极限就在于认清人生之谜的无解,因而满足于像美国作家门肯那样宣布:‘’我对人生的全部了解仅在于活着总是非常有趣的。“
17正常人只关注有法可想的事情,哲学家总是关注无法可想的事情,二者的区别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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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回避生命的悲剧性质的智慧无权称作智慧,只配称作生活的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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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良好的哲学悟性的人,必定有过对于死亡的隐秘体验和痛苦觉悟。这种体悟实质上是一切形而上思考的源头,不从这源头流出的思考就决非真正形而上的。因此,差不多可以把对死亡的体悟看作衡量一个人的哲学悟性的标志。有的人很聪明,很有理解力,甚至也很真诚,但没有对死亡的体悟,你就很难和他作深入的哲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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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实,哲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决非这样简单。有时候,哲学恰好是非时代(永恒)、反时代(批判)的,它立足于永恒之根本,批判时代舍本求末的迷途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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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是公共事业,而是属于私人灵魂的事情。任何一种哲学的核心都是非政治的,政治色彩仅是附着物。绝对,终极,永恒,——怎么能是政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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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一个产妇,从她腹中孕育出了一门门具体科学。哲学的每一次分娩都好像要宣告自己的末日,但哲学是永存的,这位多产的母亲一次次把自己的子女打发走,仿佛只是为了不受他们的搅扰,可以在宁静的独处中悠然思念自己的永恒情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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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哲学家从来就有”仁者“和”智者“两类,所以他们所”见“出的哲学也从来就有唯”仁“(人本主义)和唯”智“(科学主义)两派。既然人性不能一律,为什么哲学倾向就非要一律呢?我主张哲学上的宽容。但宽容是承认对方的生存权利,而不是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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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哲学的相反理解:一种人把哲学看作广义逻辑学,其对象是思维;另一种人把哲学看作广义美学,其对象是心灵的体验。不断有人试图把这两种理解揉在一起,但结果总是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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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强的人研究自然,追求真,做科学家。意志强的人研究社会,追求善,做政治家。情感强的人研究人,追求美,做艺术家。哲学家无非也分成这三类,何尝有纯粹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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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艺术家,也有哲学家。有艺匠,却没有哲学匠。演奏、绘画如果够不上是艺术,至少还是手艺,哲学如果够不上是哲学,就什么也不是了。才能平庸的人靠演奏、绘画糊口,还不失为自食其力,靠哲学谋生却完全是一种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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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哲学家包括四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政客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谋权的手段,庸人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饭碗,学者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纯学术,真正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生命。但是,真有政客型或庸人型的哲学家吗?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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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那些毫无哲学素养的人,一旦陷入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