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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前者与形而上学相关，后者与自由主义相关。由于这两样东西的薄弱，我们已深感经济转型的艰难。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决不可能孤立地成功。
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必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必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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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证自由和法治原理时，亚当·斯密、斯宾塞等都谈到人的两种本性，一是利己的生命本能，二是同情心。由于同情心，人能够推己及人，由自爱进而尊重他人。这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仁”，按照孔子的解释，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实践中，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并未得到发扬，相反，”能近取譬”被归结成了孝道，由孝及忠，形成了三纲五常一整套等级伦理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我们看不到个体生命的地位。
问题的根源也许还要到儒家理论中去寻找，忽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权利原是这一理论的欠缺。如果每一个人自身生命尊严的意识阙如或得不到支持，那么，推己及人就失去了前提，对他人生命的尊重自然会落空。凡是对自己的生命麻木的人，必然会对他人的生命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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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中，所缺少的正是尊重个体生命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因此，在道德领域，儒家的”仁”最后落实为”孝”和”忠”，所强调的始终是忠君爱国，是个人为集体和国家而牺牲。在社会秩序方面，则是长达数千年的人治即家长式统治，长官意志支配一切。
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路，但必须有另两个转型配套，方能成功，其一是人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转型，其二是以忠君和爱国为核心的道德向以正义和仁慈为核心的道德转型，而这三个转型都是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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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对人性感到悲观，但仍怀有希望。人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律己的一面，两面都有，毕竟是社会动物，有合作和依赖他人的一面。总归有人会把恶发展到极端，也有人会把善发展到极端。中国的问题是缺乏法治和信仰，西方也有恶人，但他们有法治和信仰，信仰劝人向善，而法治对恶进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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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比赛精神”集中在有形的名和利上了，而在无形的领域，对于个人内在的优秀，个人能力的生长和心灵的快乐，则非常缺乏”比赛精神”。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功利的”比赛精神”表现在国际舞台上，就是一种浅薄的民族虚荣心，特别在乎表面或次要事情上的名次，诸如体育之类。这是一种低级的”比赛精神”。什么时候我们正视中国在教育、科学、医疗、环保、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落后状况，在这些事情上耻于当最后几名，争取当前几名，我们就有高级的”比赛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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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学术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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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独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学术的独立地位，二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前者关涉国家的体制，后者关涉学者的自律。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但可以相对分开。即使在学术没有独立地位的情况下，有良知的学者仍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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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独立，关键是精神价值对于功利价值的独立，把精神价值自身当做目的，而非获取任何功利价值的手段，不管是国家利益的大功利，还是个人利益的小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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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既是个人的精神家园，又是他对于社会负有的精神使命，二者的统一是他的特殊幸运。学者当然应该担负社会责任，但他的社会使命也必是精神性质的，不是在当下事务中做风云人物，而是立足于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关注和阐明关涉社会发展之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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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整体上实现中国学术规范化，关键是改变行政化的学术管理体制，使学术与行政权力脱钩。单凭学者之力当然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但学者并非无能为力。学者至少可以采取明确的立场，阐明正确的理念，对现行体制进行批评，发出清醒的声音，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种体制的弊病。事实上，行政权力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控制学术生产并显得具有正当性，正是以知识分子的合作为条件的，这种合作给行政化管理披上了一件学术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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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把学术规则分为两类，一是学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二是学术进步的内在标准，二者的有效建立皆以学者群体和个人的整体素质为条件。就此而言，我们学界的现状令人不能乐观，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种种学术腐败和失范的行为实根源于此。所以，我认为，为了解决学术规范化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即什么是学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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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化的学术领导和管理体制。在学术密集之地的大学，教育行政部门决定一切，包括校长的任命、教材的编定、经费的分配等。
在这种体制下，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基本上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学府不像学府，研究机构不像研究机构，学者不像学者，权力与学术严重错位，学术气氛淡薄。在许多人心目中，最佳选择是做官，其次是成为官的亲信，最倒霉的是与行政权力搞不好关系。人们纷纷把精力放在拉关系、立项目、弄钱上。
行政权力支配学术的必然结果是劣胜优汰。那些专心于学术的学者，因为不愿逢迎和钻营，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成为现行学术体制的边缘人，有的人被迫地或自愿地脱离了这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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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常见的情况与此相反，大致有两类。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例如职称、津贴、课题经费）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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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历来缺乏纯粹，不但缺乏纯粹哲学，而且缺乏纯粹的学术兴趣和思想兴趣，纯粹的精神追求。这个缺点在当今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其远因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实用品格，近因则是旧体制与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相结合所造成的腐败。
今日中国有学术界吗？在现行体制内，在所有这些职称、博导、突出贡献、学科带头人、奖金、基金的评定和分配中，岂非只有一个腐败的官场，何尝有什么学术界？所谓的重点课题和优秀成果，其中有多少是真正有学术、思想、精神的含量的？如果说纯粹哲学乃至一切纯粹的精神之物在今天面临着危险，那么，在我看来，主要的危险就在这里，在学术和教育机构中的腐败，在学术界大量从业者的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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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中国社会发展之全局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关注的方式是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学者关注社会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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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要素：智性的快乐；问题意识；材料的系统占有（学术传统和知识增量）；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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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其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其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风格，用文字展露机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我的感觉是，学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爱，思想者的方式可敬。这三种方式，我们在以往学者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而我眼中最好的学者则兼具三者，我对他们是既信服，又喜爱，同时还尊敬的。
当然，我绝非这样的最好的学者，但我愿意学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智、情、魂兼修，把真、美、善打通，努力做一个头脑认真、情感丰富、灵魂高贵的人。人的天赋有高低，而这个目标都是可以追求的。说到底，做学问也是在做人，与做人脱节的学问为我所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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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多少学术性的质疑是有道理而无价值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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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阅读是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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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与历史上的伟大灵魂交谈，借此把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占为己有”。写作是与自己的灵魂交谈，借此把外在的生命经历转变成内在的心灵财富。信仰是与心中的上帝交谈，借此积聚”天上的财富”。这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三种交谈，而这三种交谈都是在独处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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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一个真正有阅读爱好和习惯的人，必定是自己选择适合于他的精神食粮，不会跟着媒体跑。这和是不是所谓”精英”毫无关系。你不是作为”精英”，但必须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大众”，才能走进真正属于你的书籍世界。使我反感的正是现在这种由强势媒体主宰多数人阅读取向的局面，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窝蜂全去读某一个作家或某一本书，这些仅仅跟着媒体跑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大众”，而不再是”个人”，我在此意义上称之为”大众文化消费”，定性非常准确，一点儿没有冤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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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传统之外，没有人能够成为思想者。做一个思想者，意味着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人类精神传统中去，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个传统一开始是外在于他的，他必须去把它”占为己有”，而阅读经典便是”占为己有”的最基本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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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典是一座圣殿，它就在我们身边，一切时代的思想者正在那里聚会，我们只要走进去，就能聆听到他们的嘉言隽语。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是两千年前的先贤，还是近百年来的今贤，都同样古老，也都同样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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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环境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环境，对它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当下的一时一地。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探索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包容又超越了一切时代和民族，对于人类每一个有心提高自己精神素质的成员来说，它都是最广阔也最深刻的文化环境。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个传统呢？我的回答是：到经典著作中去，因为经典著作正是这个传统的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