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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历尽灾难方纔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饱。但显而易见，他比我崇高。作为他的大儿子，而且是他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难言。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写到过，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下，恳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但还是没有参透其间深义。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把枪毙当真了，因此他的“临终”表现完全出于本能。他没有喊政治口号，没有摆学者风度，也没有发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恳求了，而且把歹徒称作“小将”。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和职业诽谤者们知道，一定会上纲上线为“没有骨气”、“卑躬屈膝”、“软骨虫”、“怕死鬼”、“叛徒”、“汉奸”，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枪毙他的理由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一模一样。但我现在看来，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比陈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动作更能揭示一场灾难的恐怖本质的了。
与我爸爸一样，陈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样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中国男人。
借住何处
从爸爸的一迭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橕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仅仅为了我，爸爸让我暂时跟着妈妈借住在家乡，家乡毕竟无法完整地培养一个孩子，
他又花出极大的精力，让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纔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迭迭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纔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象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没记错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数学课本。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种性情中语，倒是真话。”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妈都认识他。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 ，问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了。”
这就很难推托了。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沈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眉竖眼。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点阴阳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马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在这种群体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簿。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迭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的妻子马兰。她原来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并不清楚。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愤。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问题。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我对妻子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种精神总结，很有意义。”
妻子点头。
我们没动员多久，岳父就同意了，当天便动笔。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饭，岳父坐在餐桌边还泪流不止。岳母一怔，随即问：“写到哪儿啦？”岳父没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说：“老伴，你真不容易！”
这顿饭，两位老人红着眼睛说几句，吃几口；吃几口，说几句。我们的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