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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_余秋雨-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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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中国人说话要小心了。不能再莽撞地批判假酒、假药,只能恭恭敬敬地说人家“没有能力不造假或没有条件不造假不代表不想造假”;也不能随便批判盗版了,只能小心翼翼地说人家“没有能力出正版或没有条件出正版不代表不想出正版”。更不能说谁是坏人,只能说人家“没有能力做好人或没有条件做好人不代表不想做好人”。他们太繁忙了,一时顾不过来。

    那位“惟一证人”深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于与他们打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巴金老人的矛头移向了我。他一边到法院“作证”,一边在《山西文学》上连续发表谈话,有一期的醒目大标题是《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据说这话是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对他说的,一下子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所谓“历史问题”的诬陷责任,全部栽赃到了魏明伦先生一个人头上。

    魏明伦先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朱某不得不发表了一份承认“严重失实”的道歉,但一转身又在《山西文学》上以头版头条“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发表他与北京那个余某的两次对话,这两个人给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诞的政治结论,而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那两个苍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已经完全能够控制法庭和媒体,因此彻底地有恃无恐了,充分地享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狂欢。

    他们还在不断炫耀自己的有权势背景。例如那个朱某发表了他与原中共深圳某工业区退休书记的谈话,其中他对那位书记的谄媚、奉承、吹捧、歌颂,很少有怕羞的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他又借那位书记之口,歪曲书记的原意,说巴金“不得好死”,并把这四个字用在标题上。那时,正好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度过百岁寿辰。

    聊可宽慰的是,这次他们暂时没有对付巴金老人。我把他们朝我这边引了一引,好让中国读者少看一次鞭挞百岁尊长的凄惨图景。

    我曾请教过两位北京的法学家:我没有收受过所谓“豪华别墅”的寸土片瓦,他们却在国家的官方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诽谤,海外媒体大量转载,结果反而是我败诉,他们胜诉,中国的法律就这样了吗?

    一位法学家说:“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问题。你有名,却也只是一个外地的个体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起诉政府主管的机关公务人员,也不摸一摸水浅水深……”

    另一位法学家打断他,说:“更可能是法学观念上的问题。不少中国法官相信了一种时髦的说法,认为中国名人不够成熟,因此法庭应该故意容忍一些诽谤,促使名人成熟。”

    “百岁老人也不够成熟吗?”我问。

    他们一愣,随即苦笑了。

    我随即正色说了一段话 :“中国名人确实不够成熟,但肯定要比中国法律成熟。因为在名人受难的时代,法律没有出现。法律重新下地走路,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当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的,是那帮人。”

    有人说,不管是为巴金老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都不必反驳那帮人。

    美籍华人陈栎之先生送来一副漂亮的对联:

    清雅之口,何必驳难无稽之谈;

    超世之笔,岂可描画驱鬼之符。

    我回答说:“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化对手,却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江汝祺教授在旁听了一笑:“生活空间?你没听说大家都在进入虚空间吗?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记者层出不穷,盗版者敢于公开批判反盗版,造谣者敢于以造谣者的身份上电视,全都侃侃而谈、笑容可掬。民众已经适应他们,我们已经斗不过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艺主管。说不定,他们不久以后还会发表文章,说你的叔叔并没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还活着,住在格陵兰岛你的又一套豪华别墅里……”

    “更麻烦的是巴金老人,”我接着他的口气说,“过不了几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否则他为什么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

    我们边说边摇头,是啊,到那时,真实的历史都已埋进墓地,默然无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法庭上的“惟一证人”,传媒间真正的“公众人物”,城市里的“文艺主管”,到那时,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几天之后的一个电话,稍稍唤回了我的一丝乐观。

    电话里传来年轻的声音 :“余老师,您完全赢了!”

    一问,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某省卫星电视里看到我的两个被告在信口放言。学生们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 :“他们太掉份了。从衣着、口气、手势、站相、坐相,都没法看,没法听。”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空间并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纔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

    这是普济众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为你诵经。

    经曰:“菩提萨cuiy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 gui碍,无盘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

    这就是祖母念了一辈子的《心经》。

    我把这一段的意译为——

    大菩萨,

    大智妙,

    引渡彼岸,

    无所不了:

    了却牵挂滞碍,

    了却恐惧烦恼,

    远离颠倒假想,

    走向清净寂寥。

    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意译是——

    去吧,去,

    到彼岸去;

    一起超度,

    大觉大悟!

    好了爸爸,去吧。



 那一迭纸条

    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我们说不,我们来推。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孤单单的,冷飕飕的,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而且这个小空间立即就要关闭。

    爸爸最怕冷。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戴帽子。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晒,而且必须自己动手。他不太信任空调、火炉之类,只相信太阳,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抵达他的身体。从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阳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

    嘭的一声,闷闷的,抽屉关上了。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赶快回家,筹办追悼会,以忙碌来掩盖无奈。

    为了追悼会,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簿以便通知。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于是,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

    说它神秘,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他总会轻轻合上。而且,次次上锁,一次不忘。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 。我问国雨:“通讯簿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不会把人际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友情”的蛛丝马迹。

    这也就是说,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迭泛黄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迭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迭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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