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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场必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锺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纔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项目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懮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跋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有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纔出了问题。 ”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纔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当时的我，不怕受难，只怕受气。
不像现在，连受气也不怕了，甚至连气也不受了。
那天从冯岗先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我显然是气坏了，满眼都是一个镶着已经发出铜绿的金牙齿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面影。
他沉默寡言，满脸老实相。你如果拿着他写的那一迭揭发材料去责问他，他一定先表白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个人恩怨；然后再谦虚地声明自己很可能听错、记错，诚恳欢迎被揭发者指正。最后，他希望你也能揭发他，大家一起正视历史，轻装上阵。
听起来句句有理，但正是这样的平淡言词，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无数血泊荒坟。
人一被气愤所裹卷，就很难注意周围的一切，我突然发现，已到家了。是怎么上车、下车、买票、换车的呢？竟全然不知。
抬头看我家二楼的阳台，依然是那丛蓬勃的夹竹桃。祖母没有像往常那样，站在那里看街景。
想起祖母，我觉得应该平一平心境，便不进家门，先到昌化路、安远路绕一大圈。告诫自己，绕圈时决不能去想金牙齿的事，把气愤在小路上甩干净。
绕完圈，我笑玻Р＇地上楼，见祖母，叫一声。祖母正在迭衣服，先应声，同时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去迭衣服。但她的头又猛然抬了起来，叫我的小名，让我走到她跟前，看着我。
我口气轻松地问她叫我有什么事，她轻轻摇了摇头，说：“不对，你今天有心事。”
这怎么看得出来呢？她刚纔只扫了我一眼啊，于是我问。
祖母说：“你的心事我看不出来。我只看到，今天你有点硬装高兴。这就有事。”
祖母这么说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因为她一生面对过太多的灾难，又抚育过太多的子女，最清楚从孩子们的脸上读出灾难的最初消息。当年，我的伯伯、叔叔、姑姑们遭受危难时也会强装着笑容来看望她，她太熟悉这种笑容，所以一逮就着，岂能逃遁。
——仅仅想到这里，我心头的堵塞就去了一大半。我至今所承受的一切，哪能和此刻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这位女性相比？她，活在世上八十五年，仿佛就是专门来领受灾难的，于是也仿佛是专门来嘲笑灾难的。她亲自送别过几乎所有的子女，只剩下我爸爸，而我则是爸爸的大儿子，注定要继承她一辈子领受灾难、嘲笑灾难的命运。
我有能力继承吗，看我这副满心愤怒却又不知如何对付的没出息样子！
“其实前几次你回家我已经看出来了。”祖母说，“我不问。你们的事我也不懂。懂也不问。因为烦心事不能多说，说一遍就长一分，帮了它。”
我点头，真像是在倾听金匮秘语。
“遇事只往底里想。”祖母说，“它到底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