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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将更无趣味。
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吧。萧峰的故事在人世无常的境地里带给我们永久的悲剧感，让我们唏嘘之余，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作为普通人，在金庸武侠作品的“陌生化”的惊喜与震撼之下，我们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纸上世界一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
自由篇
夜晚是如此美好，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我翻开了一部武侠作品《笑傲江湖》，金庸先生暂时抛开自己所擅长的大历史环境，笔锋所至，就像他笔下的令狐冲一样“歪歪斜斜地刺出一剑”，成就了一曲“自由主义”的绝唱。
我的朋友王怡说，“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为了强调个体的纯粹性，金庸甚至破天荒地只字不提他的身世。”（《不服从的江湖》）金庸小说不能等闲视之，如仅仅以小说读者的眼光泛泛而读，诚如前贤所说：“所求者狭而有限，则所得者亦狭而有限”（旅美学人陈世骧语）。如能探求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寻找武侠之外的意义，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阅读乐趣。譬如《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则是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写道：“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从《笑傲江湖》
的表面描写来看，主角令狐冲确实深得“自由主义”之精髓，“令狐冲于世俗的礼法教条，从来不瞧在眼里。”天生不受拘束，洒脱豁达，任情使性。
然而仔细分析，令狐冲又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渗透在他飞扬跳脱、不受约束的性格中。令狐冲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随意的生活方式，追求个性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他所追求的东西，而他得到的又不是他所向往的，无论在武功、爱情还是在江湖中的位置。可能，表面上的放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令狐冲特立独行的狂诞之下，隐藏着主人公的“自我的脆弱”。
“当癫狂的令狐冲行走在江湖之间时，他使我们感到了片刻自由。这是一个没有严密法律与规则的世界，武功的高下几乎是唯一的标准。从华山到衡山到西湖，令狐冲在美酒与美女的陪伴下，一路闲逛。像许多阅读者一样，我为令狐冲被岳不群逐出华山派而暗暗兴奋，渴望看到一个更加无拘束的性情中人。”然而一个父亲式的师父岳不群就让令狐冲永远生活在内心的道德斗争之中。令狐冲从未想到“弑父”，做梦都没有想过。就算岳不群让他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死。此时此刻，自由成为一张草纸。按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禀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从这个定义来看令狐冲在《笑傲江湖》的所作所为，离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
令狐冲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只对小师妹有兴趣。正是这种感情上的执着使他失去了自由主义者最为宝贵的立足根基。《笑傲江湖》的最后…幕：盈盈……说着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说着嫣然一笑，娇柔无限。“这一段看起来十分地美妙圆满，但其间却总是透出了一些苦涩的意味，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位可爱的盈盈小姐，总喜欢将自己的心思强加于人，明明是她‘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却偏偏要说：‘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当然她这是心满意足的玩笑。令狐冲扣由她扣，说由她说——真正地被拴住、扣住，从此无法自由的是令狐冲呵。他内心的感受，是幸福还是感伤，实在也说不明白。他只有无言。这也可以说是承认，也可以说是反抗，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茫然。他的沉默是苦涩的。他的无言，意味深长。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心灵的深处，只怕是永恒地伤逝。”天涯写手羽戈曾经说过，“我一直怀疑，金庸是否在构思写作《笑傲江湖》的开初，就准备将令狐冲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笑傲江湖》是一部寓言式作品，对人性及中国历史有深刻的揭示。《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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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金庸武侠的文化解读（2）
没有明显的历史背景，正如金庸所言：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金庸借虚构的江湖争霸来影射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斗争，于是小说体现了一种寓言化的本质，一种人性的大丑恶与大善良。《笑傲江湖》对武学的超脱令人耳目一新，“无招胜有招”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思体现了金庸作品灿烂夺目的思想内涵。但金庸在虚化《笑傲江湖》的历史背景时，同时虚化了小说里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加强了道家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学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前者的代表是少林的方证大师和武当的冲虚道长，后者的代表是华山的令狐冲和衡山掌门莫大先生。
“一个破败的小酒馆，充满了低俗的气息。桌上一壶猴儿酒，窗外阳光温暖。一个落拓的人坐在桌边，神情飞扬，衣衫褴褛掩饰不住他的豪放不羁。”
我一直想象着令狐冲以这样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有着哈姆雷特式的犹疑，所有争雄江湖的野心都在猴儿酒的酒香中散去，他只想重返过去，重返华山的往日时光。令狐冲的忧伤和彷徨表达了个体面对时代的脆弱，从而唤起人们对每一个生命的尊敬。如果不去重复想象的生命，人就永远不可能充实地活着，想象力的缺乏使人无法存在。所有的江湖恩怨都是预言，最终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归旨。小说家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现实性”，而是人物的“真实性”。随着令狐冲武学境界的提升，他能够跳出华山派的拘束，并跳出天下各门各派的拘束，看破了所谓正邪不两立的虚妄，从而成为一个“自由武学分子”，才可能无所顾忌地捣毁“历史与传统”的必然逻辑。
作为一种类型化的作品，武侠小说本身提供了一种逃避式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凸显的是对于传统伦理、江湖道义的回归与怀旧，而不是杰姆逊意义上对于“当下”与救世神学式的“最终治愈的时刻”的怀旧与回归。读者沉迷于武侠小说之中，实际上是与小说主人公的认同状态相一致，从而达到一种自我幻化、自我遗忘。真正意味深长的武侠乌托邦不仅仅是构造一个“懒汉的乐园”，而是在编织梦幻的同时，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关注，《笑傲江湖》、《鹿鼎记》诸作莫不如此，这正是金庸武侠“寄托遥深”之处，也就是在这种有关现世惨痛现实的戏剧化、陌生化的表述中，我们能够辨认出现实世界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金庸小说的讽刺策略，达成一种亦庄亦谐的文化批判。
《笑傲江湖》的最后，令狐冲终于归隐在一个玄奇神秘之所，与金庸笔下的其他男女主人公一样是不知所踪。这样的安排其实反证了这些英雄侠士的逃避与无法自由，他们神秘而不可言说的归隐地点、他们不知所踪的命运，反而使他们成为卢卡奇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个“先验的无家可归的人”。无招可以胜有招，但无法自由的悲剧意味却不可能被大团圆的结局所掩盖，金庸自己也承认：“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
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就像月儿的阴晴圆缺一样，此事古难全。我们迷醉在英雄侠士表面上的个人自由，却没有看到“江湖世界”
背后强大的主宰性和操纵性异化力量。沧海一声笑，世间已无自由可言。
民族篇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作品，写于1957年到1959年，先在《香港商报》连载。此书是金庸武侠创作上确立自信心的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宗师地位，而后他连写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两部相关长篇，一部比一部成功，形成了金庸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空间坐标，金庸划定了小说的内在思路与故事背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绰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后来无数武侠作品竞相模仿的写法。《射雕英雄传》
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虚构的人物开始与历史人物比肩，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这样的写法，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倪匡对男主角郭靖不太满意，在英雄人物品评上，认为“无可置评”。但郭靖却是金庸小说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虽然过于完美，却是金庸极端理想化的产物。郭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如朱子柳道：“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
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神雕侠侣》）
上海学者胡晓明在《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一文里如是说：
“郭靖是一个气味纯正的英雄。任何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于这个人身上都显得龌龊小气。他的身上有着久远的文化血脉，接通着中国古代的圣王气象、豪杰意境。这样的意境，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是再难出现了。如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等脍炙人口的大侠，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豪杰功业。都是在历史的大关头，临危授命，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
似乎学者都认定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儒家情怀，但细细分析，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郭靖的儒家风范更为明显，从“射雕”到“神雕”，其儒家情怀倒是越来越浓。
行侠仗义似乎是英雄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很有点“原善”的味道。像《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被金毛狮王谢逊问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张翠山只能无语，在张翠山的心里，行侠仗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