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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充公的精神私产
不错，历史的主语是人民群众，但要说所有的精神资源都是从“人民”
这个大蛋壳里孵化出来的，那也太夸张了。许多民间精神的主体，并非人群中的多数，而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极少的零星和异端。
今天的督师墓园，至少有三层文化涵义：袁崇焕的政治操守；佘义士的行为伦理；数百年的家族守墓。以上涵义已构成三份精神资源，既各自独立，又彼此注解、互为知音。而且，其主体皆个人和私家，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和时代主流及世俗群像也格格不入。它们是以精神个案的身份被历史存档的。
三者同栖一檐，相依为命，共同塑造着一个大大的词：忠义。且一个比一个更递进，更有难度和挑战。尤其后者，那个绵延三百年的承诺故事，那场十七代人的誓言接力，更像个精神孤本（前者的孤独，只是时代的孤独，史上并不乏同类）。另外，在角色和功能上，后者还是前者的收养者和叙述者。
私以为，墓园至少应有三块碑：将军碑，义士碑，还有一块，我最看重的一块——守墓纪事碑。显然，当代官方是惯于“抓大放小”的，它对大人物、即第一块碑更器重。换言之，它对有形的古董更热心。
或许，它觉得家族守墓之行为意义不大，太陈腐，太务虚；或许，它觉得世上并无什么精神私产或文化自留地，一切美德和事迹皆属“人民”，应挂于“群众”名下，登记在“集体”功劳簿上；或许，它觉得由政府来收编民间遗存，才是文化的福音和正途，更符合现代逻辑和社会职能……真是典型的“人民主权论”，不仅实物充公，精神也要充公。在我看来，它至少疏忽了几点：首先，那份精神从来即“非公”的，根本谈不上回收，所谓的收，只能是征收、没收。其次，能被充公只有物理的东西，精神可不是随随便便能被易主的，除非想让那精神死掉；再者，它忽略了那精神依然活着，尚未断气，却急于以“烈士”和“遗物”的名义草草入殓、掩埋了。
说得专业点，它眼里只有废墟和石头，只有物质文化遗产，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最实际的馆藏角度看，把佘家剥离，等于流失了一支活的进行时态的精神资源，等于把园里最有魅力的景致给剔除了。残剩的，只是两座僵硬的坟头，只是文化的历史段落和物质部分，其活性标本和当代章节没有了（三个故事变成了两个）。如此，这个生机勃勃的园子将成纯粹的遗址，将成“断脉”的风景，只有坟头，没有人生和炊烟。
这样的眼光和决策让人沮丧。它不懂得放养蝴蝶，只会订制标本——用来裱墙。
退一步讲，我宁愿看到佘家对精神领地的主动捐献或弃守（虽令人遗憾，但毕竟体现了主权和自由），而非公权理直气壮、毋庸置疑的收缴——这自信和傲慢吓我一跳。在“私”转“公”的整个过程中，我没看到充分的商榷和平等的谈判，面对佘幼芝的央求、无力和叹息，公家似乎在做一件完全可控、毫无悬念的事，仿佛在宣布一项组织决定。彼此的“高姿态”和“低姿态”都刺痛了我。
官家真是太热衷“公有制”和“国有化”了，太喜欢用“人民历史”“人民创造”“人民归属”来覆盖一切了。只要“人民”看上的东西，总要想法子弄来，重新注册和署名。经过这样的产权变更，人们往往最终发现，那东西缩水了很多，价值流失了很多，要么变质了，要么蒸发了，要么失窃了。
是的，“人民”也会贪污，也会被贪污。
没了体温和炊烟，生活馆变成了纪念馆。活的，成了死的。
纪念馆往往是“炫耀馆”，炫耀我们中间曾分娩过某类人物、某种精神。
殊不知，那些人和精神，往往都是自己时代的反面，是人群中的另类、异端，不仅备受“民意”的排斥和奚落，甚至直接为其所害。
崇祯三年九月初七的刑场，“民意”是这样参与历史的——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张岱《石匮书后集》
这等于说，袁崇焕有两重死：一是死于权力，一是死于民意。
假如历史再给人民群众一次同样的机会，又能怎样呢？
其实，鲁迅的《药》和“人血馒头”，已给出了答案。
特殊情势下，一个人要想做对一件事，须依赖几个条件：一是信息来源的可靠；二是独立判断的能力；三是承担风险和牺牲的勇气。
尤其后两者，最为稀有。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在舆论黑夜里、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即使“摸黑”也能作出良知判断和选择。
佘义士的价值就在这。他凭的不仅是忠，不仅是对主公的旧情私谊，更有公共伦理的大义。在信息机会上，他和那些道听途说、迷信御告的百姓几乎平等，可贵的是，他使用了自己的见解，在群目失明之下，他有一种不盲从、不随众的判断力，可以说，他是史上第一个在精神上给袁崇焕平反的人。
最难得的是，在独立判断之后，他还有一种决绝的行动能力，不仅想，更要做。要知道，聪明人从来不乏，思考者也总有些许，而愿担风险的勇为者就不多了，何况灭门诛族的大风险。
最缺少的，即独立思考之后的行动者。
所以说，佘义士做的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公事。这件事，多多少少替历史挽回了一点面子。即便如此，若说佘义士代表“我们”，代表群众的“大多数”，那也让人汗颜，说明“我们”的脸皮太厚了。既然风险是一个人的，荣誉也应是一个人的。
佘义士是寂寞的，其家族更是寂寞的，非主流的。像其人丁一样，数百年来，这支队伍没有被壮大和扩充过，孤苦伶仃，形单影只。
我们既不是它的同道和亲戚，更不是它的母体和孵化器。
唯一的可能是：我们是它的对立面。
问世间，义为何物
电视片《佘家故事》中，我加了这样一段点评——“我们见过无数表白出来的忠诚，高呼出来的忠诚，但你见过三百年默守一座墓的忠诚吗？一个怎样的家族才能胜任这桩孤独而坚忍的事业？要知道，除了风险和无名的寂寞，命运和历史从未向他们许诺过什么；除了一份悄悄的心灵荣誉和自我器重，根本没什么犒劳和表彰在路边等着——任何事到了这份上，恐怕也就无人去做了。”
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做上几百年，难的是世世代代和一件事生长在一起。何况袁崇焕不仅是旧朝罪人，更是新朝宿敌，替这样的人守墓，堪称刀尖上的事业，前景黑得一望无际，实无出头之希望……我相信，单凭理念和信仰做不到这点，因为这最终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对生命本色和行动能力的考验。从认知到行动，有着漫长的路。认知或许能促成一件事，秉性往往轻易即促成一件事。而更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的思想和智慧越深刻、复杂，解释能力越强，其疑虑和犹豫即越多，做事所须理由即越多，选择空间和弹性亦越大，反而难以生成定力。
我想，在这件事上，起决定作用的恐怕是最简单的性情和家族传统，即被称为“基因”的那种东西。佘家血脉里，应有这样一些元素：虔敬而专注的天性，不疑和务虚的气质，遵守规则的本能，自我定义的价值观，目不斜视的埋头精神……这是一种有“原则”的活法，它单纯而谦卑，对认定的事物不放弃，它需要荣誉和动力，但不是来自外界，而源于内心的自我肯定。
或者说，它自身携带荣誉和动力，精神上自给自足。
相反，一个太务实、太骚动的人，一个东张西望、参照系太多的人，一个审时度势、算术力强的人，是很难做到这点的。他太容易变卦和易辙，太容易魂不守舍，太容易被诱惑和勾引。
几百年生涯里，你觉不出这个家族的焦虑，它在心理上是平静、安详的。
你不觉得它在等什么、盼什么——连“平反”“翻案”，似乎都不在其心思内（“等待型”“眺望型”的做事，往往都是有条件、议价式的，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会放弃、改道甚至背叛）。它的生存姿态不是“等”和“盼”，而是“守”
和“护”，是一种稳定的秉持、保养、延续。不变，即它的使命，即它的福分和生活。几个世纪里，它似乎只对自己提要求，从未对世界提要求。
它唯一的要求，也是最后的要求，即请求权力别让自己离岗，别让先人的诺言毁在自己手里，别让祖祖辈辈的活法在今天结束。
佘家，一个弥漫着古意和苍凉的家族。
如今，这古意将被驱散，这苍凉将被现代的烈日蒸发。
我们失去了什么呢？
片子播出前，我给分集结尾添了这样的话：
“随着袁墓的交接，随着私人守墓的角色被公共职能取代，这个古老家族的使命，就有了某种终结的意味。对于文物和遗址，时代有了更好的保养，但我也隐隐在想，是否我们就有了相应的守护能力呢？毕竟，修缮和守护、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是两回事。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再去拜谒袁公墓时，不会只看到一座死去的坟，不会只看到碑石上的美德，而忽略那些与之相濡以沫几个世纪的东西。
“若后世是公正的话，我想，任何时候，它都应该向那些参与过历史留存和延续的个体——投去感激的一瞥。没有那些情谊的呵护，没有那些无名尘土的覆盖，再伟大的墓碑也会死掉的。”
这些，是我克制了个人情绪之后的话，算是媒体立场和个人立场的平衡。
（《广西文学》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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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谁能这样牵动人心（1）
陆其国
一幅让胡适感到惊讶的长卷
一九四八年，北平。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前夕。
一天，一个名叫暴春霆的人前往拜会胡适。胡适并不认识此人，但来者传话说，他带来一幅家藏长卷，胡先生看了这幅长卷后，就会明白所以。这引起了胡适的兴趣，于是他便会见了暴春霆，并见到了后者携来的那幅长卷。
随着长卷徐徐展开，胡适脸上渐渐露出惊讶。他不是惊讶于这幅长卷上画的山水林木，茅屋扁舟，而是画上题有俞曲园、秦散之、俞陛云、吴大澂、沈铿、吴昌硕、郑叔问等众多晚清名家手迹！
匆匆浏览了一下这些题字内容，胡适再看长卷时，他的目光便一下子落在了画中那些或挑着柴禾，或背着米袋，正吃力地行走在山径小道上的人物形象身上了。在这些身影前方不远处的茅屋前，则清晰可见整齐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