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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
我偶尔想：“如果没有我老爸，我一定变成一个坏人。”后脖子凉风吹起，额头渗出细细的薄薄的一层冷汗。
老爸和老妈是阴阳的两极，没他，我有可能看不见月亮，领会不到简单的美好。印尼排华的时候，老爸就带着七个兄妹回国。老爸从小没见过雪，他就去了长春。老爸差点没被冻死，又从小没见过天安门，他就来到北京，娶了我妈。在北京，“文革”的时候，差点没被饿死，他就卖了整套的leica器材和凤头自行车，换了五斤猪肉，香飘十里。改革开放后，老妈开始躁动，像一辆装了四百马力引擎的三轮车，一个充了100％氢气的热气球，在北京、在广州、在大洋那边，上下求索，实干兴邦，寻找通向牛逼和富裕的机会，制造鸡飞狗跳、阴风怒号、兵荒马乱、社会繁荣的气氛。我问老爸，老妈怎么了？更年期吧。老爸说。从那时候起，老爸开始热爱京华牌茉莉花茶。老妈漫天飞舞的时候，老爸一椅，一灯，一茶杯，一烟缸，在一个角落里大口喝茶，一页页看非金庸非梁羽生的情色武侠小说，侧脸像老了之后的川端康成。
老爸喝茉莉花茶使用各种杯子，他对杯子最大的要求就是拧紧盖子之后，不漏。你喝茶的尿罐儿比家里的碗都多。老妈有时候说。有老爸的地方就有茉莉花茶喝，我渐渐形成生理反射，想起老爸，嘴里就汩汩地涌出津液来。
老爸对茶的要求，简单概括两个字：浓，香。再差的茶放多了，也可以浓。
通常是一杯茶水，半杯茶叶，茶汤发黑，表面起白沫和茶梗子。再浓的茶，老爸喝了都不会睡不着，老爸说，心里没鬼。我问，我为什么喝浓茶也不会睡不着啊。老爸说，你没心没肺。因为浓不是问题，所以老爸买茶叶，就是越便宜越香，越好。老爸在家里的花盆里也种上茉莉花，花还是骨朵儿的时候，摘了放进茶叶，他说，这样就更香了。小时候的熏陶跟人很久，我至今认为，茉莉是天下奇香。
我对我初恋的第一印象，觉得她像茉莉花。小小的，紧紧的，香香的，白白的，很少笑，一点都不闹腾。后来，接触多了，发现她的香气不全是植物成分，有肉在，和茉莉花不完全一样。后来，她去了上海，嫁了别人。后来，她回了北京，进出口茶叶。我说，送我些茶吧。她说，没有茉莉花茶，出口没人要，送你铁观音吧，里面不放茉莉花，上好的也香。
十几年来，我初恋一直买卖茶叶，每年寄给我一小箱新茶，六小罐，每罐六小包。好茶，四泡以上。她说。箱子上的地址是她手写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个闲字，就像她曾经在某一年，每天一封信，信里没有一句“想念”。
我偶尔问她，什么是好茶？她说，新，新茶就是好茶。我接着问，还有呢？她说，让我同事和你说吧。电话那头，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声开始背诵：
四个要素，水，火，茶，具。水要活，火要猛，茶要新，具要美。古时候，每值清明，快马送新茶到皇宫，大家还穿皮大衣呢，喝一口，说，江南春色至矣。我把电话挂了。
香港摆花街的一个旧书铺关张了，处理旧货。挑了一大堆民国脏兮兮的闲书，老板问，有个茶壶要不要，有些老，多老不知道，不便宜，三百文，我二十年前买的时候，也要二百文。壶大，粗，泥色干涩。我付了钱，老板怕摔坏，用软马粪纸层层包了。
我把茶放进壶里，冲进滚开的水。第一泡，浅淡，不香，仿佛我最初遇见她，我的眼神滚烫，她含着胸，低着头，我闻不见她的味道，我看见她刚刚到肩膀的直发左右分开，露出白白的头皮。第二泡，我的目光如水，我的心兵稍定，她慢慢开始舒展，笑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颜色，我闻见比花更好闻的香气。第三泡，风吹起来，她的衣服和头发飘浮，她的眼皮时而是单时而是双，我闭上眼，想得出她每一个细节，想不清她的面容，我开始发呆。
第四泡，我拉起她的手，她手上的掌纹清晰，她问：“我的感情线乱得一塌糊涂吧，你什么星座的？”我说：“世界上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是我这个星座的啊。”香气渐渐飘散了，闻见的基本属于想象了。
我喜欢这壶身上的八个字：“风雨一炉，满地江湖”。像花茶里的干枯的茉莉花一样，像她某个时刻的眼神一样，像乳头一样，像咒语一样。
（《视野》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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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中国蚂蚁
张生全
有蚂蚁！妻惊叫一声。
一只小蚂蚁在地板上。一只黑芝麻一样锃亮俊俏的小蚂蚁，在刚擦得洁净亮堂的淡黄色木地板上，轻快地跑来跑去。
还愣着看啥呢，快摁死它呀！妻冲我吼道，就是你，偏要买底楼！现在好了吧，我们前脚刚进来，还没舒舒服服坐一坐呢，蚂蚁后脚就跟来了！
不就一只小蚂蚁吗？跟来就跟来呗！
一只小蚂蚁？你说得好轻巧！你不知道蚂蚁是群居动物啊？一只进来，一大串蚂蚁就循了气味涌来了……买底楼，确是我的主意。金三银四草底顶，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我这个从乡下来的人，却偏爱底楼有草，接地气。妻原先不同意，但她照顾我的情感，从了我。我知道她在发牢骚，她照顾我，我也得让她气顺。我说，不会有其他蚂蚁跟进来的。我看呀，这只蚂蚁也不是自己进来的，多半是我们鞋底带进来的。你看它跑一段路又折个方向，跑一段路又折个方向，自己寻进来的，能这么慌张吗？我们只要把它请出去，以后进门的时候，查一查鞋底，就没事了哈！
但是不到一天，妻在擦窗玻璃的时候，又惊叫一声，她又发现了一只蚂蚁。她嚷嚷着唤我过去，这只蚂蚁不是鞋底带进来的吧？这只蚂蚁不慌张了吧？这只蚂蚁不是走得都轻车熟路了吗？她愠怒中带着得意，反问的快感暂时抑制了她对蚂蚁的厌恶和恐惧。
蚂蚁是在窗户的铝合金内框上。似乎正如妻说的，蚂蚁显示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它一直在窗框凸出的那根棱上直直地跑着，没拐弯，也没改变跑动的节奏。当它跑到尽头时，也没有停顿和犹豫，一转向，就顺着另一块窗框跑了起来。妻不想和我废话了，她抓过一张纸，迎着奔跑的蚂蚁使劲拍了下去。
这只蚂蚁是才进来的，还是如妻说的那样，已经走得惯熟了？它是从哪里爬上来的呢？它到我们家来做什么呢？它为什么沿着窗棂直直地跑呢？因为妻早早地拍死了它，这些疑问就成了永恒的谜。
我忽然感到，要是我在乡下看见一只蚂蚁，我绝不会有这么多疑问。我曾在乡下生活了许多年，蚂蚁我太熟悉了。一只蚂蚁在草丛里跑来跑去，我知道，这是它在觅食。草丛里有很多草籽、浆果、昆虫尸体的残屑，这些都是蚂蚁上好的食物。甚至一些活的肉虫，蚂蚁也捕捉。一条蚯蚓从土里钻出来，刚在地面爬了几步，蚂蚁就叮上去了。疼痛让蚯蚓如橡皮筋一样高高蹦起，剧烈地扭动。但是只一会儿，它就像掉进面粉里一样，身上迅速肥胖起来。最后，不知道是它再也承受不住身上越来越多的蚂蚁的重量，还是表皮失去了知觉，它软软地耷在地上，不动了。
我写的这一段显然是残忍的文字，但是因为蚂蚁捕捉蚯蚓的细节太生动，给我的印象太深刻，面对残忍，我的笔也可以从容起来。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笔再从容，也是比不过蚂蚁的。一只蚂蚁在草丛里，它不紧不慢地跑着，它或许会经常遇到障碍，遇上一块大土坷，逼到一摊水渍前。这些水渍和土坷远远超过它的感知范围，就像我们进了一片森林或沙漠里一样，但是它从来不会迷路。现在，它沿着一片草叶走到穷途末路，身下是悬崖深谷。
但是，它并不紧张，它两条后腿蹬在草尖上，前肢和整个身体斜斜地向外探出去——这是多么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镜头，而这只没拴任何保险绳的蚂蚁，却把头自如地转来转去了望，两根触须悠闲地摇摆着。接着，我们看见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蚂蚁双腿一撒，从草尖上直直地跳了下去。
其实，所有的紧张都是我现在想象出来的。到这座城市来后，我看到过太多这样的镜头和报道。如果我一直待在乡下，我肯定不会这么想。我知道蚂蚁这一跳，和它在平地上迈出一步并没有什么不同。当蚂蚁在草尖上时，它确实看不见地面的情景。但是它相信地面，相信它生活的这个环境。不管它从多高的地方跳下来，总会有一张柔软的床把它轻轻接住。
那时候我还知道，如果蚂蚁排成一线，嘴里叼着虫卵和食物，举家往另一个地方搬迁，这是准确的天气预报。天晴的时候，蚂蚁会把家搬到低矮的地方，遮阴。要是下雨，它们又将往高处搬。雨水会灌满它们的巢穴。除了觅食，蚂蚁王国似乎就一直这样举国迁来迁去。我们不用担心蚂蚁是不是活得很累，再怎么忙累，蚂蚁始终秩序井然，一个跟一个，排成一线，不慌不忙地走。就像一列翻山越岭的火车，不管地面是高山是深涸，它们总能平稳地穿越滑行。在大自然面前，蚂蚁从来不会抱怨，它们把自己的行走与地面的崎岖险阻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它们就是另一种形态的流水。不，它们比流水更适应地面，流水只能往低处走，但是蚂蚁无处不到、随心所欲。
小时候，我们爱搞恶作剧，经常用土块切断蚂蚁的队列。但蚂蚁是技艺高超的工程师，很快，它们就在土块上架起一条新的轨道，接续了先前的线条。有时候，我们会挥舞着木棍四处乱打，打得它们丢盔弃甲，像逃难的人群一样漫山遍野四散奔逃。不过也用不了多久，它们又回到一条线，回到手挽手秩序井然的状态。那块土地是它们的家，我们永远也别想改变。
到这个城市后，我就很少看到蚂蚁了。我不知道是城市的蚂蚁原本就很少，还是我没有留意。我想两个原因都存在吧。蚂蚁在城市里，怎么可能像它在乡下那样自如生活，繁衍壮大呢？蚂蚁爬上一面墙，蚂蚁爬上的是一座几十层的高楼，而不是一块小土坷或者一片草叶。它们能轻轻松松攀越这高楼吗？或许没爬出多远，就踩动一颗沙子跌落下来，或许半空中又被城市狂野的无厘头的风刮得无影无踪。不难想象，从城市高楼上掉下来的蚂蚁，它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它们可能掉进汽车轮子下，掉进清洁工人的扫帚下，掉进园林工人的喷雾器下，掉进游泳池里，掉进吹着热腾腾的风的空调机外机里……
就算它们历尽艰辛，终于攀到高楼顶上，这对蚂蚁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高楼上有美味可口的食物吗？有适合它们躲避风雨的地方做巢穴吗？蚂蚁爬上几十层高楼，这在蚂蚁的生活史上堪称伟大的传奇了吧，但是，因为行动的盲目和结果的无意义，所谓的传奇最终只是一个无趣的笑话。蚂蚁的生活线条在乡村随物赋形，在城市那些强硬的尖锐的冰冷的事物面前，被无情切断的线条，还能轻轻松松连接起来吗？
妻忽然又惊叫一声。妻又在屋角发现了一队蚂蚁。一队！整整三只！妻的表情有些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