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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中，选择了“不要脸”。加入“公民党”的议员每月可以从袁世凯那里领到200元的津贴，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但是，袁世凯毕竟无力把“公民党”变成一个列宁式政党，列宁式政党对党员的控制，靠的不是简单的利诱和威胁，而是更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操纵和组织控制。而且，袁世凯对待当时的宪政制度，操纵的手段也很笨拙。为了扩大政权，他把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1914年通过的《总统选举法修正案》，甚至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与皇帝差不多，把总统权力凌驾于议会之上。但是，在国家制度与他个人之间，他毕竟还得做出个人直接服从国家宪政制度的样子。
马基雅维利讨论共和的时候是不谈民主的，他关心的是没有民主的共和。
这样的共和需要有欺骗民众的手段，在中世纪，那就是宗教。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所知道的唯一可以使用的大规模欺骗手段是宗教，而在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袁世凯缺乏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欺骗国民的手段，这是他的一个致命伤。他轻易地抛弃了共和，选择了帝制，哪里知道共和本身就可以用作一种方便的欺骗手段。马基雅维利说：“人易于被大道理所骗，却不会在具体事务上受蒙蔽。”共和是政体，是大道理，人们对它无法具体证明或证伪，连世袭的传位也都可以通过公民代表大会的形式来认可，这比皇帝用一纸诏书传位给儿子更具有表面的合法性。但是，民主不同，民主是“具体事务”，不容易蒙蔽一般的人。脱离了公民具体的自由权利，空谈共和的体制，可以成为一种拖延或者根本不想解决民主问题的手段。这也是必须用自由民主来规定和检验共和的根本理由。
在共和历史中，民初的第一届国会可以说得上是公正选举的议会，而这与当时人们有比较民主的政党观相当有关。第一届国会选举虽然有许多不足，但却有自由组织的政党之间的竞争，有民众的积极自由参与、报纸的自由宣传、政治人物的公开演讲和陈述政党主张。那是中国共和史上最公开、和平的政党竞争时期，也是民众对议会政治还怀有信任和热情的时期。当时新闻媒体对这次选举问题有许多披露和批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鄙夷和嘲笑当时政治状态的理由，因为新闻媒体能有这样的作为，这本身已经证明了当时民主环境的进步。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上没有失控，选举结果有合法性，因此民国的第一届国会，被称作唯一合法的国会，维持和恢复这一届国会也在后来成为是否继续走共和之路的象征。
中国最初的政党观是欧美型的自由政党。陈永森在《告别臣民的尝试》
中归结了清末民初有识之士对“政党”和“朋党”所作的一些区别，不仅可以看做是欧美和苏俄政党的大致区别，也对我们思考有关政党的一些主要问题有所启发。例如，国家与政党，哪个是更重要的问题。当时的人认为，政党以国福民利为宗旨，朋党则追逐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预备立宪时期，有一位名叫与之的作者，就曾在《论中国现在之党派与将来之政党》的文章中说：“夫吾人今日之组织政党者，所以为国家计也。为国家计，则凡于国家之前途有利益者，不独可以牺牲个人之身体及名誉，即一党之主义政见，无不可以牺牲之。何则？以国家为主体，而个人及党派，皆国家之客体也。”
孙中山也明确提出：“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造幸福、人民谋乐利。”梁启超也认为：党员应忠于国家，人们入党在于为国家尽政治义务。
又例如，一个政党是否应该不择手段地消灭异己呢？当时的人认为，政党竞争，应有正当手段，且光明磊落；与之相反，朋党之争，则不择手段，诡计多端。政党竞争离不开手段，但手段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政党竞争最易流于不正当手段。各党派之间，或以贿买，或以威胁，种种卑劣手段使政治越来越远离高尚的品性。与之说：“今反观中国之有政治思想者，若以手段为组织党派唯一之要素，无时而不用手段，无人而不用手段，遂至纤细之事，亦呈风云变幻之观，亲密之交，亦有同室操戈之叹，卒之其手段无不破露，而其事亦归于失败。”政党容许对立党的存在，朋党则欲置对立党于死地而后快。立于不同党派的人，感情极易走极端，对异党总是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一位叫马良的作者在《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1908年）中说，“道有阴阳，数有正有负”，任何党的主张未必能穷天下之理。为此，就要多党共存，以取长补短，这就要求在党之人，要“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孙中山也认为：对于他党，“除商榷政见之外，一切意气之争，匪特非所必要，且足以损政党之荣誉”。
他要求同盟会成员改变过去的仇视心理，“对会外人，尤当极力联络，毋违背昔日推倒黑暗政体、一视同仁、互相亲爱之宗旨，以巩固中华民国”。
防止政党的朋党化曾经是美国建国之父们维护共和体制的关键。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对派系的说法，仍然被很多美国人看做是最好的定义。麦迪逊把派系叫做“小团体”或“秘密政治团体”。政党通常是指规模较大、组织较好、势力较强的派系，美国的开国先贤们不希望有这种派系。本杰明·富兰克林担心“政党相互谩骂不休，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乔治·华盛顿在他的离别演说中警告人们提防“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托马斯·杰弗逊也说：“要是我不参加一个政党就不能进天国，我宁愿永远不往天国。”美国从出现政党政治到今天，政党的弊端也曾经是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如19世纪把政府职位分派给“党内同道”的政党分红制（spoilssystem）。由于政党是现代政治最有效、最专一的组织形式，美国政治离不开政党，这使得政党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的“不能不承受之恶”，美国普通民众对政党之恶的警惕和厌恶，是很多选民疏远政党政治成为独立选民的主要原因。美国人不信任政党小团体，厌恶党争和党派利己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的政党就一直朝着“朋党化”方向发展，连孙中山也改走“训政党治”的道路。孙中山死后，中国的政党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迫害和残杀，发展到同党内部也是如此，成为中国共和最严重，也是最难去除的腐败。由此而生的任人唯党、任人唯亲制度不可避免地变成政党官僚制度腐败的根源。马基雅维利说过，一个腐败的共和，在体制上更是可以一目了然，共和的腐败表现在，以前的善者求职变成了后来的恶者求职。共和的制度在推选贤能的人才时，出现了逆向淘汰。优汰劣胜成为不可逆转的模式。
马基雅维利写道：“罗马人民只把执政官的职位和另一些官职授予提出要求的人。这种体制最初不错，是因为只有那些自我判断能够胜任愉快的公民，才会要求这种官职，遭到了拒绝无异于自取其辱。为了得到称职的评价，人人都会尽心竭力。后来，这种办法在那个腐败的城邦里变得极为恶劣，因为求官者不再是更有德行的人，而是更有权势的人；势单力薄的人，即便有德行，也因为惧怕而退出了谋官的行列。他们并非在一夜之间，而是经过日积月累，才形成了这种弊端，这就像其他一切弊端的方式一样。……这种太平景象和敌人的软弱，使罗马人在任命执政官时，不再考虑德行，转而看重偏好。他们授予高位的，是那些知道如何讨人欢心的人，而不是那些通晓如何克敌制胜的人。后来，他们更是等而下之，不再把这一官职授予有偏好的人，而是授予有权势的人；这种体制的缺陷，遂使残存的美德也丧失殆尽。”
当共和相当腐败的时候，必然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逆淘汰人事制度，一面以吏为师，一面却又在生产大量“美德丧失殆尽”的官吏。以腐败的官吏教化腐败的国民，并从腐败的国民中产生腐败的官吏，一个共和一旦走入这样的制度恶性循环怪圈，产生的只能是越来越新式的奴隶，延续的也只能是越来越顽梗的腐败。
（《随笔》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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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苏格拉底与商鞅（1）
王龙
一边是从容赴死的苏格拉底，一边是慌不择路的商鞅
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个傍晚，雅典城恢弘的落日下，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中，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就要被处决了。按照法律规定，他将饮鸩而死。
一大清早，他的学生就来到了死牢，悲戚的脸上阴云密布。而老人却淡定自若，他早早打发走了哭哭啼啼的家人和亲属，和平常的一天一样开始授课，从容地和学生们侃侃而谈，似乎忘记了就要到来的处决。当夕阳把最后的一缕阳光洒在死牢的时候，狱卒端了一杯毒汁进来。老人沉思片刻，坦然地一饮而尽，平静地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将死，他们活下来，是谁的选择好，只有神知道。”
一只永不疲惫、嗡嗡作响的马虻销声匿迹了——这就是苏格拉底。一个光辉的生命定格在70岁的年轮。而后人们对他的怀念和思考，注定将持续七百年，七千年直到永远。
苏格拉底死后63年，在东方的秦国，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商鞅也走到了生命的末路。然而，在同样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商鞅完全没有苏格拉底那份从容镇定，而是充满了恐惧和不甘。
二十多年来，商鞅以雷霆万钧之势在秦国推动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使秦国从一个连做后悔梦都没有资格参加的“夷狄之邦”，一跃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时移势易，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等乘机反攻报复，诬陷商鞅谋反。失去了秦孝公这个大后台，商鞅的末日到来了。
得到消息，商鞅大惊失色，慌不择路地开始了逃亡生涯。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函谷关前，可天色已晚，关门已关闭，没有哪家旅店胆敢收留他这样没有证件的逃亡者。而这正是他当年变法时所做的规定——店家要是收留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商鞅还是想办法逃到魏国。然而商鞅先前曾率领秦兵攻打过魏国，并设下卑鄙的诱降计生擒对方主帅公子昂，魏国对他恨之入骨，怎肯接纳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万般无奈之下，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返回秦国，孤注一掷，做困兽之斗。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寥寥可数的随从举兵谋反，可被他的新法训练的无比强大的秦国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生擒了他，秦惠王把商鞅处以车裂的酷刑，并恨恨地宣告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每个人只为自己效忠，我们等待改变世界的英雄，看谁在最后成功，染红整个天空成全了谁的梦。”在鲜血染红的理想旗帜下，泾渭分明地书写着苏格拉底和商鞅截然相反的人生追求。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吾道一以贯之”，为此不惜献出的生命；而对于商鞅来说，投身政治却成为一个死不瞑目的人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