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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认为有一些价值是值得坚守的，坦然坚守。
我把那一天、孔子说这些话的时刻称为“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在那之前，华夏大地上的人们是不这么看问题的，直到现在，我们是不是这么看问题，也很成疑问。但是孔子为我们确立了这么一个精神高度，用子贡的话说，就是“天之高，地之下”。孔子不是不知道世间的泥泞，不是不知道生活残酷，他的一生都在承受势利和庸俗的挤迫，但是，他依然绝对相信有一种正当的生活，他把它叫做“道”，这样一个人如果活在现在，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会怎么说他呢？我想，我们会说，他是个天真的人、老实的人。当然，这是夸赞还是嘲笑，就要看说话者的语气和表情了。
在春秋时代，既有像伍子胥那样身体上和性情上的巨人，也有孔子这样精神上的巨人，他们都是“庞然大物”，他们老实和天真。我们这些机巧机灵聪明的人们，也许应该回到春秋去看看，回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童年去看看。
从公元前几百年到公元前后，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因为就在这几百年间，在世界各地，有了孔子、老子、庄子、孟子，有了苏格拉底，有了释迦牟尼，有了耶稣。现在我们也认为我们的时代是轴心，因为我们有了互联网。但没有互联网人类也已经存续了那么长时间，但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轴心时代”，没有现在看来如此天真和老实的这些伟大天才，人类的精神导师们，他们之后的这两千年我们是怎么混下来的，我觉得真是无法想象。
这些导师们教给人们的其实就是一个“弱”和一个“静”。经常有人以“力”的尺度衡量历史，他们会说，你看看，为什么北宋老是打败仗，为什么南宋晚明那么窝囊，可见有文化是没用的，还是要变成狼。可他们就不想想，那些强大的、战场上成功的敌人，而今安在哉？！伟大的、持续成功的文明，一定是不仅有强的、动的向度，还有弱的、静的向度，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否则就会亢奋折腾把自己搞垮。所以我这个村夫子，提着胆子谈谈经典、历史，你要问我和人家有什么不同？在下是没出息的，我从经典和历史中是要努力看出弱和静来。道家说“以柔弱胜刚强”，这个话我觉得就不是“小聪明”，是“大智慧”。
但是“大智慧”也是知难行更难，我们都知道“以柔弱胜刚强”，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还得刚强，我们还是见怂的收不住火。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说，开着车被人剐了，“下去我就给了他俩嘴巴”。我说你真爷们，那位开一什么车？开三轮车。我说你这车上就你一个人啊？四个呢。我说好汉一条啊，你真是以刚强胜柔弱。道家的智慧涉及对世界本质、生活本质的认识，放在日常经验里人们常常觉得奢侈不合用。但即使就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弱的时候，我们静的时候，回头想一想，那真的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最丰富，最值得我们记忆、回味和留恋的时候。
前几天有记者问，这个《小春秋》写的是什么啊？是不是写的历史？我说我写的是历史，但是别人可能比较喜欢谈论历史中的白天，白天的时候人们在闹腾，在行动，在上进，在钩心斗角，反正白天很忙。但是我想写一写历史中的夜晚，夜晚是什么时候？是一个人静下来，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是静下来看月光如水的时候。这本书第一篇谈的是《关雎》，那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晚上的事，夜里在遥远的河中之洲上，有两只鸟在叫，一只叫一声“关”，另一只又叫了一声“关”，关关雎鸠。如果是白天鸟叫就听不见了，就是在这样静夜里，声声入耳，于是发生了中国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失眠，我们的主人公睡不着了，想起了那位美好的女子……
我想这样细腻丰富的情感恐怕也只有在夜晚，只有在寂静中才能够被感受到。当然我们现在夜晚也不寂静了，夜晚来临大家也不闲了，也折腾，我们处心积虑地要把夜晚白天化，我们处心积虑地不要让自己静下来，因为人静下来，就会感到弱和柔软。一个男子辗转反侧睡不着，不管他在白天多么强大，但是在此刻是弱的，他也是个老实人、天真汉，他不掩饰自己的弱，他没觉得心虚不好意思，他对人性和自身的看法都是坦然和朴素的。所以，面对这个无名的古人，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真的要把那静和弱全都取消掉吗？把这种静和弱都取消掉以后，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还值得过？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黄河文学》2010年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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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墨子
韩少功
《墨子》是多人参与的着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个长期下放劳动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脸最能让人记住，于是得了“墨子”这个古怪绰号。
钱穆先生解释这个姓名时，曾经猜想墨子受过墨刑，是一个刺面涂色的罪犯，当然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假定，但罪犯成为一个学派宗师，其过程缺乏实证根据。而且黑脸不独墨刑犯人们专有，只要顶着烈日在地上干几天活，“墨”
色之“子”的形象便一举定位。
钱穆若当上几年知青，就还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生产活动来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车、筑墙等等，实干家和工程师的模样跃然纸上，与他的一张黑脸很般配，与孔子和孟子当时的“白领”中等阶级生活背景则大有差别。墨子及其追随者们也活得十分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绳索（“衣褐带索”），肚皮上没有肥肉（“腓无胈”），腿上没有汗毛（“胫无毛”），而且从头到脚都有伤痕累累（“摩顶放踵”）。他们不是经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里打禾，如何会有这般尊容？
“墨”汉子出入于这些充满着汗臭的地方，居然写出了很多兵书和工书，总结出力学、光学、几何学的知识一套又一套，对名实、异同、坚白等问题的逻辑辨析也成了一时绝响，为后世名家之源头，同时代的人无可企及，实是一大异数。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
“乐”是当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主张“非乐”；“葬”是当时文明传播的主要机会之一，他力倡“节葬”。他认为“乐”和“葬”都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浪费奢侈，多少有点乡下农民能省则省的口吻，被反对者讥为“役夫之道”，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读了一点外国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几千年后法国大革命中冒出来的“短裤党”，还有乘着帆船最先抵达北美洲的白人移民，也是一些下层贫民，同样主张“劳动高于艺术”，并且对音乐、雕塑等奢侈物充满仇恨，可算是外国的一群“墨”汉子。
役夫们明于天理良心，却往往拙于治道与治术。墨子只算经济账，似乎不知道周代礼乐并非完全无谓的奢侈，多是凝结和辐射着文明的重要符号，是当时无言的政治、法律与伦理。比墨子稍后一点的荀子说过，节俭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礼乐就“尊卑无别”，没有尊卑之别就没有最基本的管理手段，天下岂不乱？天下何能治？在荀子看来，墨子的非乐将使“天下乱”，墨子的节用将使“天下贫”，完全是一种只知实用不懂文明教化（“蔽于用而不知文”）的糊涂观念。荀子希望人们明白，仪礼就是权威，有权威才可施赏罚，在仪礼上浪费一点钱固然可惜，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乱则更为可怕，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见《富国篇》）。荀子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揭示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等一切造像活动的教化功能。
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荀子强调平等误国，强调苦行祸国，其精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下，不如墨子的役夫理想来得温暖；但荀子比墨子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如实解析了“仪礼——权威——赏罚——国家统治”这个由象到意的具体转换过程，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
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结束。墨家从此不再进入中国知识的主流，一去就是沉寂数千年。墨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子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不同程度上一再复活着墨子的幽灵，复活着他对礼乐的疑虑和憎恶，包括烧宫殿毁庙宇一类运动几乎成了中国的定期震荡，“破旧立新”的造反总是指向上流社会的华美奢豪，一再成为社会大手术时对各种贵族符号的清洗和消毒。革命者们甚至一再复活他两腿无毛加上一根绳子束布衣的朴素形象，乃至“赤脚书记”、“赤脚医生”、“赤脚教师”在现代中国也一度是革命道德的造型，既表现在焦裕禄一类红色官员的身上，也表现在同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
但墨子失败于他对声色符号的迟钝麻木，全然不知“影响”之道和“影响”之术，对等级制的文明既无批判的深度，又无可行的替代方案，只能流于一般的勇敢攻击。他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能够造陶、造车、造房等等，但他就是不擅制造文明之象，不能或者是不愿制作出生活的形式美，“生不歌（非乐），死无服（节葬）”，日子显得过于清苦枯寂，很难让多数民众持久地追随效仿。他的平均主义、苦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可能适用于夏代的共产部落，适用于清苦的半原始社会，却不适用于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周代封建国家，阻碍着财富资源的集中运用，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统治权威的确立，甚至违拗着大众内心中不可实现但永难消失的贵族梦——这当然也是文明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因此，他确如荀子所称，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欢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
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今晚报》今晚副刊2011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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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1）
——纪念一部绵延三百年的遗训和一个濒临失传的词
王开岭
一个苍凉的词：忠义
如果有问：你目睹过“忠义”吗，货真价实、恒久不渝的忠义？你可能犹疑：难道它是罕见的？它有被逐出现实之虞吗？
是。无论“忠”或“义”，都越来越显苍凉，古意越来越浓。
在“忠”这点上，宗教信徒是最深沉的实践者，对上帝、佛祖、真主等神灵的忠诚和笃信，乃其最日常的精神操守。所以，谈论宗教情怀的“忠”
并无意义，我们只有将目光投向世俗生活。在世俗领域，政治和权力堪称“忠”
之最踊跃的招募者、最激烈的竞争者，比如君王、党魁、主义。这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