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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是好事，但落实起来，很多的百姓却是一种拼死的抵抗与反弹。
我想，如何在国策和民意间平衡，是需要思考并做出解答的。
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黄波说：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有趣味，不需要任何涂脂抹粉。黄波的随笔集《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让我们走近那真相与假象相间扑朔迷离的历史。作者不戏说不胡说，只是发觉尘封的历史——“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黄波写了山西大旱、长沙抢米、天津教案、幼儿留美、慈禧逃难、苏报案、杨翠喜案、清末司法改革等晚清的一个个历史事件，事有人为；黄波也写了那些大变局中的各色人等，尴尬的殉国者海龄、马关春帆楼的李鸿章、婚姻风波中的杨月楼、行刺出洋大臣的吴樾、只爱娥眉不爱官的宝廷、在乱局中死于兵变的端方以及“纯臣”张之洞、遗民梁鼎芬等，还有杨乃武案中的《申报》、有转移风气之功的同文馆、“跪着暴动”的立宪派、清亡之前紫禁城里的哭声等等，真是琳琅满目。
黄波对“转型”的中国提出自己的一家言，对历史人物，抱有“了解之同情”或“同情之了解”。黄波在书中的感慨是基于对民族的爱之切，是带着血痂的创痛，是一颗不能放下的一颗拳拳之心。他的苦心孤诣无非是给我们的民族提醒，如米涅瓦的猫头鹰：要改革，不要革命；要推进，不要流血；要妥协，不要激进；要协商，不要危言耸听，大言惑众。是啊，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登高一呼撕破喉咙的呐喊最易蛊惑人裹挟人，非白即黑的逻辑思维最易迎合人欺骗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写于牙疼时，以文字来缓解
201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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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想起了亚历山大
楚些
马其顿君主亚历山大的一生贯穿了传奇的色彩，其生涯的诸多细节令后世的学者和观众为之着迷并倾倒。二十岁登上王位，随之便展示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闪击底比斯城，征服希腊联邦，之后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东方进军，战胜了领土面积为己五十倍、军队数量也高于己数十倍的波斯帝国。又经过十年的征伐，建立了以巴比伦为中心的一个强大的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所谓“上将伐谋”，这个创立了马其顿方阵的军事统帅，尽管也遭遇了南亚次大陆之殇，但瑕不掩瑜，他所缔造的一次次军事传奇足以将其推至军事领域的顶端。更何况，印度之役并非是强大的对手战胜了他，而是瘟疫和气候击败了他的军队，就像后世的两次莫斯科之战一样，是严寒彻底打垮了拿破仑和希特勒的“伐谋”。
不过，我在这里想说的不是亚历山大的文治武功。若说起文治武功，稍微翻弄一下东西方的历史，可谓多矣。恺撒、拿破仑，东方的秦皇汉武等等，若标尺再放低那么一点，更是汗牛充栋。文治武功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功绩，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拓展、民族文化的融合、人民生活的安定、政治框架的2落定等就是表现，当然，还有历史学家紧张的勘探以及普通读者辉煌的谈资。
可惜的是，所有的丰功伟绩皆非头顶永恒的星空，始皇帝之后，未过三世就戛然而止，亚历山大之后，巴比伦附近很快陷入混战，罗马人、阿拉伯人皆用利剑砍削过这个拥有千年灿烂文明的城市，一直到古老文明的彻底陨落，那些冰冷的剑锋也不见结束。而以最近距离贴近这座伟大城市的直接现实是：
美军悍马军车的长驱直入、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大量文物的散失以及街头汽车炸弹的血肉横飞。这些都是历史与现实必然的冷酷与必然的讽刺，与创立文治武功的个体无关，回想起来，他们伟大的梦想确实让人们尊崇，同样，那些梦想的破碎也让人们无比伤感，这是历史进程的密码使然，即使是人类的大哲也为之头疼，所以老子希望国家政体回归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去，而康德对国家政体的了望与思考也最终定格到悲观的层次之上。
人心则是我们理解文明的另一个向度，它诉说的不是树冠之上耀眼的日光，而是树下每一寸阴凉的伏地。它虽然微小，却从未在历史的夹缝中消逝过，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就有它鲜活的荡漾。痛苦、恐惧、死亡的阴影、爱与痛的交织是其不断在场的常存状态，而欲望则是其变幻外表下唯一推力。如果说文治武功是历史长线上不断闪现的断点的话，那么人心则总是环绕成一个圆圈，所呈现的面貌是在其中原地踏步。两者的取向完全不同，人心所建立的尺度只是基于感受和愿望，与对事件的评判无关。就此，我们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两句诗与赫赫有名的唐玄宗有关，是其文治武功的余波，另一方面，我们若从别样角度理解，其中的“白头宫女”以及“说”的状态，恰恰就是恒常人心的承载。它不停诉说的何止是唐玄宗一人而已，而是天下人、天下事之旷古寂寞。这寂寞还会不停地诉说下去，并紧紧黏附到每一个个体的悲欢之上。海德格尔指出，“时代的贫乏在于痛苦、死亡和爱情的本性无法呈现”，在这里，现代哲学试图为人心作出总的概括。
回到人心的层面之上，一些朴素的真理就可以得以建立。这是穿透文明迷障的重要方法，或许，历史学者绝不这样认为，他们有自己的评判尺度。
这个问题可以暂且搁置，也许列宁的话语尚有一定的道理，他说：“所谓教授，就是那些将腐朽的思想编成体系的人”。
我在这里诉说的正是人心层面上的亚历山大，考察他的所感所想，试图逼近那容易令人忽略的事实。就让我们从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开始切入：它发生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某一天，亚历山大，这位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高足，刚刚征服了希腊城邦的胜利者，率领众随从去拜会当其时鼎鼎大名的第欧根尼。第欧根尼何许人也？就是那个曾经在大白天打着灯笼声称要找人的怪人，也是奉行“像狗一样活着”信条的犬儒主义哲学帮派的总教主。就在这一天，这个居住在破桶生活的世外之人，眯缝着双眼，嘴巴呈斜角分布，正享受着北纬三十度强烈阳光的烘烤，至于大脑中的思想，则如泉水般滔滔汩汩。他没有意想到还有谁会专程拜访他的居所，当然，他也不愿意这样去想象。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亚历山大久闻其大名，这位气宇轩昂的新执政官沿着人群让开的狭小通道，在人们肃然目光注视下，径直来到第欧根尼居住的“狗窝”之前。科林斯的广场，是世界消息会聚之处，第欧根尼扫过黑压压的人群，他当然知道这阵势后面的尊主是谁。躺在泥桶里的他支起一只肘子，然而并没有说话。起先，在两人之间是一阵有意味的沉默，后来还是亚历山大在风中率先甩出他的话语，“亲爱的第欧根尼，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之效劳吗？”“有，请你站到一边去，别挡住我的阳光。”第欧根尼的回答令众人愕然，那些穿戴优雅的希腊人接着发出一阵窃笑，卫兵们瞅着这个邋遢的家伙如此不识相，但破败的样子又不值得加以申斥，于是也哄笑开来。此时，亚历山大却保持了足够的平静，转过身子，对着众人说道：“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第欧根尼。”
亚历山大的这句话当时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说不定某位手下还会小声嘀咕，嘀咕着他的君主是在碰了一鼻子灰后的自我解嘲，或者是难以收场之后的自圆其说。
许多年过去了，甚至亚历山大的文治武功也被时间的灰烬掩埋，然而，有关两个人的会面及对话却神奇地传承下来。尤其是亚历山大的感叹，愈发清晰地从阴影中破茧而出，引发人们无穷的思量。其中何故，除了人心的向度，我们似乎没有别的解释。“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第欧根尼。”
这句话今天看来也是再明白不过了，这其中所蕴含的感受和愿望可以使用两个字加以完美的注脚，即：自由。
卢梭说：人是生来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作为自由的天性与不自由的现实之间永远是剑拔弩张的，作为君王的亚历山大也不可能例外。想一想历史学家黄仁宇笔下的万历皇帝，为了主政的自由，竟然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对抗了十数年，最后导演了一曲几年不上早朝的荒诞戏剧。个中滋味，尤其是“最是人生不自由”的滋味，恐怕万历皇帝有通透的体会。从十三岁开始受教于亚里士多德，得到希腊文化真传的亚历山大当然知道“自由”的分量，毕竟，他的人生梦想就是要做一个自由的“世界公民”。
作为第一个横跨欧亚非帝国的缔造者，当然应该为之费却无数笔墨，而作为一个对“自由”有着本真而深刻理解的个体，亚历山大，我们更应该为其大书特书。因为，与之相比照的是，太多人的一生被私欲围困，一些伟大人物也不例外。斯大林当年急召高尔基回国，除了让其做国家的花瓶之外，何尝没有自己的私欲在里面！给予其极高规格的待遇，目的是想让他担任自己传记的作者，以高尔基的名气，经过其手笔，斯大林自然能够在死后也可以不朽。可惜事与愿违，两人的关系最后崩裂，高尔基也莫名地死掉了，成了伟人私欲众多牺牲品中的一个。此类与私欲有关的事情，抖落开来绝对比所有的海水还要众多，还要幽深。大到国家层面的思想控制、信仰垄断，小到个体层面的迅速物化，比比皆是，怪不得二十世纪的萨特发出了惊人的感叹：在物欲纵流的现代社会里，在高楼林立的都市文明中，你，就是我的地狱。
希腊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为正常的“儿童”，其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人”
的意识的高涨，人的自由天性在这里很早就走上了康庄大道。早期智者赫拉克利特为了能够自由的思想，宁愿只身进入大森林中与群兽为伍，也不愿继承不自由的王位，而苏格拉底则为了思想的自由宁愿吞饮下一杯毒鸩。作为希腊文化的传递者，亚历山大接过了其中的一棒，并发出了自己的回响。他的言语的后面，站着一个伟大的希腊，这伟大的头顶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镌刻着“人心”二字。
“不自由，毋宁死”，这只是诗人的激情宣言，不可较真，若去较真的话，人类岂不是将以最快的速度绝灭。死，大可不必，但不自由的痛苦必须由肉身去承受，这是思想之痛，也是人心之痛。我们之所以不会时时感到剧痛，那是因为巨大的麻木之故。作家托马斯·曼告诫后人，“只有在提到‘自由’两字会怆然涕下时，人类的情况才会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