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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说：“你怎么像个愤青？又和黎鹏吵架了吧，大晚上跑回来，不用想都知道你为了什么，没出息。”
我问：“我怎么没出息了，每次和黎鹏吵架，我都赢！”
她说：“赢了你干嘛跑回来？”
我说：“我这是谦让，眼不见为净，我不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躺在同一张床上。”
说完，我转身走进了书房，我爸已经送完了表姨，正躲在里面喝茶。
我一屁股坐到他面前，双目灼灼的盯着他，令他不得不放下手里的书，抬头看我，接着摘下老花眼镜，叹气道：“说吧，怎么了？”
我说：“采访您一下，请您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回答我，而不是父亲的。”
我爸撇撇嘴，道：“又和黎鹏吵架了吧？”
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用嘴说出来，而不愿意装在心里？
我将和黎先生吵架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然后补充了一句：“我不想和我妈说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永远只会站在黎鹏的立场替他考虑他的难处，难道我不需要被人理解么，我也不求她能和我一起声讨黎鹏，只希望在这样的时候，她能给我点精神鼓励，而不是一味的说黎鹏有多好，是我任性，黎鹏处处人让我，是我不懂得珍惜，这类拱火儿的话！”
我爸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道：“你知道结婚最需要什么么？”
我说：“不会是理解吧？这个我知道，问题是……做不到。”
他说：“是忍耐。”
我不语，眼下最恨的就是这两个字。
我爸说：“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和人打交道，再建立自我的诚信度。遇到狡猾的人，就要绷紧全身的弦，片刻不能松怠，遇到大大咧咧的人也不能放松，也许他的大大咧咧就是为了让你放松好从中获利的假象。做生意，心很累，不比居家过日子轻松，可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做生意？”
我说：“因为商人赚得多，回报高，高回报可以弥补精神上的损失。”
我爸问：“那你为什么要和黎鹏结婚？”
我又不语了。
我爸说：“因为你爱黎鹏，他也爱你，就算你们总是为了同一件事吵架，你们之间的爱情也可以弥补这些精神损失。”
我问：“是不是不管和什么样的人结婚，都会为了这些琐事吵架？”
我爸说：“只要是人，就有分歧，你和你妈还曾为了吃药的问题吵过几次，那件事是大事么？”
我说：“那是不是在你们男人眼里，家里的事都不能算是大事？不值得计较？”
我爸不说话，但他脸上的表情已经给了我答案。
男人和女人看事的角度不同，他们不能理解女人所谓的“大事”，却又试图让女人理解他们所谓的“大事”，两种“大事”有天壤之别，男人和女人却很少去想每个人对事的大小都有不同定义，只会想自己的事才是“大事”，尤其是比起对方的。
这天晚上，黎先生来了四通电话，十五条短信，从开始的“你在哪里”、“晚上早点睡，明天我去接你”，发展到“若若，别气了，是我不好”。很显然，我妈透露了我的去处。
我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他当初对林若的道歉短信，还是现在对我的，都一样动听。
于是，鉴于他认错态度良好，他打来的第四通电话，我接了。
他问：“还生气么？我道歉。”
我说：“不气了，我接受你的道歉。”
沉默了一下，他说：“明天下了班，就回家吧，我在地铁站接你。”
我不答，说：“以后再吵架，你走，我不走。”
他说：“不会的，咱们以后不会再吵了。”
我说：“要是万一吵了呢？今天吵架之前，咱们也没预料到会吵架吧？”
他说：“要是再吵架，我也会让着你。”
我说：“你今天可没表现出谦让的美德。”
他说：“那好，如果再吵架，我走，你留守，行么？”
我“嗯”了一声，说：“这是你说的，说到要做到。”
我希望黎先生能明白，吵架的重点不是谁能赢得口头上的胜利，而是看着对方在行动上的落荒而逃，即使我在口头上赢了，也不能弥补我跑回娘家的屈辱。
第二天，我是坐地铁上班去的，从娘家出发，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中间还需要转换一次。
转换的时候，我遇到了张总。
他站在交叉口，左看右看，很明显是第一次换乘。
我走过去，叫住他，他回头，松了口气，说：“碰到你就好了，我正不知道从哪里走。”
我们一起走了左边的路，我不言，他不语，直到排在等候地铁的队伍里，他才问我是不是春节过的太累了。
我说：“过节好像就是为了当散财童子吧，一年的辛苦钱，花在七天里，还要支付体力当利息。”
他说：“是啊，花钱受累，不知道图什么。”
我见他也是一脸疲倦，问道：“您春节怎么过的？”
他说，和父母吃了一顿饭，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顿饭，剩下的时间都在忙工作。
我说，张总，您可真是运筹帷幄。
他说，他不是运筹帷幄，他只是有忧患意识。
我问什么叫忧患意识，在和谐社会，用得着忧患么？
他说，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国家，人都要有忧患意识，爬得越高，忧患的东西越多。他还说，很多人在他这个位置已经放松了精神，以为名利双收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其实灾难和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你最最志得意满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钱，不给你防备和反击的时间，甚至是再爬起来的机会。
我说，这样活着太累了，您准备忧患一辈子么？
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一辈子，但会忧患到决定不再忧患的那一天。
张总的话让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张总忧患实多的七天里，黎先生都在干什么？被亲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吓得面无血色，又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和我吵了一架。
这七天真是紧锣密鼓，让我们连喘口气都觉得奢侈。
忧患，我们只忧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为会风平浪静，因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没有返回，三五个北京户口的懒懒散散，闲磕牙，闲聊天，抽空给客户打电话，互问春节是否愉快，尽管大家心里都有数，春节过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许只有十八岁以下还在拿压岁钱的祖国花朵。
为了应验了张总说的“忧患论”，在我最无防备的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都不一般。
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和我谈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这有悖于她公事公办的一贯作风，令我猝不及防。
她说，邹之明给了她很大打击。
我能理解，邹之明一向擅长打击人。
她说，她发现了邹之明三个秘密，一个是他的笔名，一个是他的博客，一个是他的书居然卖得很好。
我玩味着“居然”二字，心道，在梵融这样的女强人眼里，邹之明的家庭地位应该是很低的，如今被反客为主了，可能会开始怀疑人生。
她说，从知道邹之明的笔名那一刻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在网上搜索到“和睦”博客，看到了强大的点击率和幽默诙谐的文字，然后，她又读了邹之明写的书，心情五味杂陈，一面认同书里那些体谅和了解女人的探讨，一面怀疑为何写这本书的人做不到自己写的观念，她有些崇拜邹之明，却又厌恶他的纸上谈兵。接着，在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邹之明的粉丝，全是女性，她看得出来，邹之明是一个深得女人缘的才子，尽管她一直忽略了这点。
种种迹象显示，“和睦”就是邹之明的面具，邹之明一直戴着面具生活，睡在她身边，令她不安和兴奋。
我问，为什么不安，又为什么兴奋。
她说，不安在于，她怀疑邹之明有双重人格，兴奋在于，她又找回了当初恋爱的不确定感，因为不确定，所以才患得患失，所以恋爱才显得更朦胧和琢磨不透，令人更向往，更想探求。
然后，她反问我：“你和他呢，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梵融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和真诚，让我有种若是不认真作答就会亵渎爱情的罪恶感。
就在我不禁怀疑她是不是故意试探的刹那，我说：“有吧，我也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想说，黎先生确实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可是这种感觉并不令人向往，只觉得忐忑。
第二件事，是关于张总的。
张总请大家吃午饭，去把我安排在他的左手边位置。
这是个意外，因为有人早到了，有人晚到了，还有人不到，比方说，梵融去见了客户。张总为了避免大家挪动不方便，便从善如流的和我坐到一起。
我的对面是黎先生，可碍于前一晚的争吵，我看向他的时候并不多。
电话和解是一回事，面对面和解是另外一回事。
张总真是个热心人，尤其是这顿饭，他的热心令在场八位同事都很惊讶。他居然知道我爱喝鱼汤，知道我爱吃鱼，知道我爱吃西兰花和蘑菇，还时不时把我爱吃的菜转到我面前，再替我夹上一筷子。
我如坐针毡，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心虚，更不明白脸上**的感觉是因何而来，我只知道，这个误会闹得大了。
我在桌下给张总发了一条短信，说：“张总，我自己能吃，您不用关照我了。”
张总也回了一条：“我今天心情好，先吃吧，有事回去再说。”
我不敢揣测他是用什么心情打的这句话，又好似明白那么一点，可我情愿那一点不是真的。
收起了手机，也试图收起不明不白的偷情感觉，站起身，借故去了洗手间。
刘琤琤把我堵截在洗手间里，冷着脸，问我和张总是怎么一回事，还说据她的分析，在春节这几天，我和张总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相信刘琤琤的想法可以代表包间里的所有人，除了黎先生和张总，连我这个当事人都不禁怀疑是不是和张总发生过什么，也不怪别人会想歪。
我说：“我发誓我没对他想法，我不想回去吃了，要不你就说我肚子疼，去医院了，下午帮我请假。”
刘琤琤皱皱眉，说选择相信我，还说在她眼里的我，是黎先生的人，所以相信我。
我说，我和黎先生分手了，不是他的人了。说这话时，我更心虚了。
刘琤琤说：“得了吧，你没看到黎鹏刚才怎么看你……们么？”
第三件事起因于第二件事。
先一步离开饭馆后，我利用两小时的时间走遍了饭馆隔壁街的商场的四层楼，然后接到了黎先生的电话。
他问我在哪儿，叫我在原地等待，接着不到十五分钟就赶到现场。
我问，你怎么出来了。
他说，吃完了饭，他去见了客户，客户也在附近办公。
我说，我心情很不好。
他说，他心情更不好。
我们同时站住脚步，就在内衣区的入口处。
曾经，我们面红耳赤的争吵，就像辩论大赛上的两位最佳辩手。如果我们是最佳辩手，那一定会惺惺相惜，再暗通款曲，一面在辩论赛上眉来眼去，一面在私下打情骂俏。
在两性磁场的吸引下，此刻，我们相对无言，无声胜有声，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被我们驱逐出境了，我正准备说：“大毛，我给你买身新内衣吧，咱们公司不做男士内衣，你的内衣都旧了，咱们就买敌对品牌的吧，你可以亲自体会对手的竞争力量。”
却不料，有人极不识相的打搅了我们。
来人对我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