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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接受了佛教，但在古代一般扫－人中，往往是立足儒学，兼信佛道，而且对佛教也作了靠近亲情伦理的改造。这样一来，这种宗教信仰也就紧贴着现实生活又时时受到现实生活的检验了，不大可能再陷人整体性迷昧。
中国古代对各种宗教的弹性态度，一定会引起不少“原教旨主义者”的否定。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制造那么多人类灾难的，恰恰就是他们。毁坏多种文明包括宗教的，也恰恰是他们。
文明衰落的另一个自身原因，是保守。
文明越伟大，就越有理由保守，但保守是违背文明本性的。
文明的本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建立一种维护创造的秩序。保守留下了秩序，丢掉了创造。
这种情况往往无可避免，因为多数古代文明的发达都与专制君主的支持有关，不管是挤寸内的政治需要还提岁寸外的征战需要和自卫需要，都会导致文化的保守形态。两河的巴比伦文明和埃及的法老文明延续很长时间却不大有变化，便是例证。
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
相反的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不以希腊为中心，却雄辩证明了像希腊文明这样的古代文明，一旦摆脱保守的阴影，赋予新的创造活力，将会产生何等壮关的结果，可惜这样的复兴没有在其他几个文明中出现。这中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埃及的那些祭司，印度的那些僧侣，甚至包括前面所说的原教旨主义者，都是这样的角色。
一种既往文明不管曾经多么伟大，进人不同的时间过程和接受群体之后，必须寻找自己新的生命支点。在这一点上，几大文明似乎都缺少弹性。两河文明只针对当时实用，弹性很小自可想象；埃及文明如果不说沦丧也只能说是处于一种封存状态；印度文明则在早已失去创造力的情况下被隔代耗用，连封存原样的可能也没有了。中华文明的基本面也是相当保守的，这使它一再地产生危机。但是，它又隐藏着一种内在弹性，使保守不至于抵达脆折的程度。
这种内在弹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这种精神和原则，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极端，使中华文明一再从危机中脱身而出。在中国文化领域，从古到今都产生了大量态度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总是迟早因极端态度而被人们遗弃，结果连同他们的保守主义也很难长久成气候，这一点与不少人另寸中华文明的解释很不一样。中华文明常常既使创新者头疼，也使保守者头疼，这种有趣状态中也埋藏着它历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
一九丸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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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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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又痴痴地看了很久喜乌拉雅山脉一座座倒目但日映红的雪峰，然后出发去蓝毗尼（卜脚护币），释迎牟尼的诞生地。
这条路漫长而又艰险，但几步一景，美不可言。一边是碧绿的峭壁，一边是浩荡的急流，层峦益嶂全是世界屋脊的余笔，一撇一捺都气势夺人。
可惜蓝毗尼太靠近印度，不让人喜欢的景象又出现了。要进人佛祖诞生的那个园地非常困难，真该好好整治一下。好在我们已经看了尼泊尔很多地方，对这个国家有点信心，相信过几年就会改变。
一百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一个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释迎牟尼佛诞生于此”的字样。阿育王离释迩牟尼的时代不远，应该可信。现在，园地水池边立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尼泊尔文和英文写着：著名的中国旅行家玄类到达这里后，曾经记述蓝毗尼所处的位置，以及见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礼拜台、佛塔。
可见，玄奖又一次成了佛教圣地的主要证明人。我在相传佛母沐俗过的水池里洗了手，逐一观看了一个个年代古老的石砖丰l 拜台，又攀上一个高坡拜渴了红砖佛柱，然后离开这个园子，到不远处新落成的中华寺参观。中华寺还在施工，我们浙江人造的，赵朴初先生题字，很有气派。边上，日木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至此，我对佛教圣地的追溯性朝拜也就比较系统‘了。为了拜访蓝毗尼，我们来回行车六百公里。因此在路上思考的时间很充裕。我还在继续想着几大文明衰落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中华文明何以硕果仅存、延绵未衰的原因。
在国内时对这个问题并不敏感，因习以为常而变得熟视无睹。在欧美旅行时更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弊病，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前辈学人因感受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交战中的一再败落而考察西方强盛的原因，很自然地对中华文明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批判态度。
现在看来，我们没有理由因历史悠久而自我原谅或自我夸耀，但与另一些古老文明比一比，总还是自我认识的重要方法。只可惜我们的前辈学人，到这一带来得太少了。
这一路，我已对同伴们多次说过，是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补了一门中华文化的课程，课程的有些内容，还很触动感清。
这种情景可以借着一个图像来说明。在印度很多城市的街头，晃荡着一些“神牛”，这些牛不干任何事情，却可以随意去吃一切它们想吃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在店铺，在摊上，还是在路人的篮子里。它们走在马路中心，阻塞了大量车辆，谁也不敢驭赶，只能跟在它们后面。极度的特权造成它们极度的随意，一派神定气闲，完全不理会这个世界，连眼神也是绝对的不负责任。
对我来说，只有看多了这样的牛，才反过来真正认识了从小就看惯的中国牛，才知道中国牛的眼神里饱含着多少辛劳、服从和温驯。这也就是说，我在印度的大街上，补上了从小误读的那一课。
同样的道理，我比过去更深刻地理解了我们的祖先。我们从西亚，中亚、南亚一路过来，除了像以色列这样的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农田的耕作情况无法与中国农村相比．要么大片抛荒，要么粗种粗收，也潇良少见到有人在劳动。
中国的难能可贵，更在于从勤劳耕作出发建立了一整套精神原．则。先秦诸子的伟大贡献，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合力完成’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化选择。例如，务实精神、循环模式，自然节律、中庸之道、宽容胸怀、集权思维、民本意识、乐天情趣、安土倾向等等，．几乎都来自农耕文明．又都伸发出了恒久的普遍意义．成为保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规则。这一切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吗？未必，我们一路看到，很多也是农耕文明的国度并没有这些精神成果。因此还是要深深佩服我们祖先的高明。这中间，作为核心形态的儒家文化更值得研究。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别种文化，只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
这是一种似浅实深、似散实精的文化遗产，难怪在希腊时那位学者对我说，研究西方哲学到一定高度总会转向东方，而研究东方，又总是先被印度哲学吸引，最后在中国哲学中归结。
中华文明的弱点和弊病当然还应该继续研究、批判和揭示，但此时此刻正是千年之交，干年文明只有它还在延续，说几句好话还不应该吗？
我的这个反问实有所指，我们学生辈的一些年轻．人，不好好读书，只以否定和嘲笑为职业，一提祖先就愤恨，真该劝他们好好开开眼界，知道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劣等民族，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受惠者并不容易，切莫狂妄骄慢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从博克拉返回加德满都，夜宿everest 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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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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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在国外的最后一天。
车队从加德满都向边境／j ’镇樟木进发。
在车上我想，尼泊尔作为我们国外行程的终点，留给我一个重要话题，一定要在结束前说一说。
那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积累的尼泊尔，没有自己独立文明的尼泊尔，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愉快？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化考察吗了为什么偏偏钟爱这个文化浓度不高的地方？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国外行程结束在巴基斯坦的莫亨朱达罗，或印度的恒河岸边，将会何等沮丧！这个问题，实际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责问。而且可以说是世纪的责问。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喜欢淳真、忠厚、慢节奏，喜欢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空气新鲜、饮水清澈。其实说来说去，这一切也就是更贝占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现代文明的重镇，除了工作需要，人们倒反而不愿去了。那里人潮汹涌、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离就逃离，逃离到尼泊尔或类似的地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拆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
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
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对手一一自然。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与人性保持和谐。
文明的非人性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褥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