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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加河流域，向东攻占印度河河谷，最终长途跋涉远征希腊，才一败涂地。
波斯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构很好，后来罗马曾多方沿袭，但作为一个以打仗为主业的政权，具有巨大权力的军队快速腐败。我曾在一些历史书中看到，当年波斯军队中有不少将领打仗出征时还带着一大群妻妾。记得有一场关键的战斗，希腊只损失几百人，而波斯则损失十万大军，对比太悬殊了。
好在战胜者亚历山大毕竟是亚里斯多德的学生，比较理智，不想用敌人的血泊来描绘胜利，自己又娶了大流士三世的一个女儿为妻，据说关系融洽。
亚历山大死后，这儿的政局就乱了。公元前三世纪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建立了一个王朝，首领叫阿萨息斯，中国就从这个首领的名字中取音，把这个地方叫做安息。安息工朝持续了四百多年，在公元三世纪被萨珊王朝所取代。萨珊王朝在文明建设七取得极大成就，几乎奠定了现代伊朗文化的基础，但在公元七世纪又被阿拉伯人打败，伊朗进人了伊斯兰时期。以后又遭遇过突厥、蒙古、帖木儿的进攻，尤其是十三世纪蒙古人的进攻，损失惨重，至今还留下刻骨的旧伤。但是，伊朗居然在如此重重的灾难中成f 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镇，以独特而缓慢的步伐，走进了近代。
说倒伊朗的萨珊王朝在公元七世纪被阿拉伯人打败的事，就牵涉到我们中国了。中国本来在汉代就与安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当时的“丝绸之路”，安息是中转站。到萨珊王朝与阿拉伯人打仗，已是唐代，萨珊王朝曾向唐朝求援，但路途太远，唐朝一时帮不上忙。萨珊王朝灭亡后，王子卑路斯（pirouz ）继续求助，唐朝先任命他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后任命他为将军，但他复国无望，病死长安。连他的儿子，唐朝也任命过将军，但最终也在中国去世。在当时，还有不少波斯人在中国从商、做官、拜将、为文。例如，清末在洛阳发现墓碑的那个叫“阿罗喊”的波斯人，在唐代就做了不小的官。据现代学者考证，他的名字可能就是abr 曲．，现在通译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常用名字，多半提纤一个件在波斯的犹太人。
至于文人，最有名的大概是唐末那个被称为“李波斯”的诗人李殉了，他是波斯商人之后，所写诗文已深得中华文化的精髓，我在《 文化苦旅》 中的《 华语清结》 一文里专门论述过。
这么一想，眼前这块土地就对我产生了多重魅力。古代亚洲真正的巨人，一时气吞山河，但当中国真正接触它、称呼它的时候，它最强盛的风头已经逝去。它的第二度辉煌曾与我们的唐代并肩，但唐代又痛惜万分地目睹这种辉煌的埙灭，一再想慰抚又无济于事。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近，交往义不浅的“大户大家”，我在这儿漫游，就像是去拜访祖父的老朋友。两家都“阔”过，后来走的道路又是如此不同。
伊朗被征服的次数太多，有些征服破坏得非常彻底，
因此我估计，在这儿要像在埃及和希腊那样见到很多远古遗迹不大可能。但总会有一些的，例如昨天在哈马丹，就见到两处。
那么，还是放眼看看这片土地吧。一切故事、一切交往都在这里发生，这里是全部历史的永恒背景。就自然景观而言，我很喜欢伊朗。
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单调。既不是永远的荒凉大漠，也不是永远的绿草如茵，而是变化多端，丰富之极。雪山在远处银亮得圣洁，近处则一片驼黄。一排排林木不作其他颜色，全都以差不多的调子熏着呵着，托着衬着，哄着护着。有时好像是造物主怕单调，来一排十来公里的白杨林，像油画家用细韧的笔锋画出的白痕。有时稍稍加一点淡绿或酒红，成片成片地融人驼黄的总色谱，一点也不跳跃刺眼。一道雪山融水在林下横过，泛着银白的天光，但很快又消失于原野，不见踪影。
伊朗土地的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感．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感，也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感。有点苍凉，有点神秘，也有点世俗，一切都被综合成一种有待摆布的诗意。这样的河山，出现伟大时一定气韵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清漫漫，处于平和时一定淡然摸然。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只等．历史来浓浓地渲染。
一再地被大富大贵、大祸大灾所伸拓，它的诗意也就变成了一种空灵形态。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伊朗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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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袍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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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伊朗才几天，我们队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连天了。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她们有的是导演，拍摄时要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地指挥；有的是节目主持人，要随时随地对着镜头又说又笑；有的是记者，听到或看到什么立即要掏出笔来刷刷记录；有的还兼总管，需要大声地召集人员、点菜付款、叫出租车― 她们竟然都要把头发、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这一切，其间的艰难和有趣，自可想象。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扭头一看，敲窗者正比画着要求女士把头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那就戴好吧，车子开到一家从老板、厨师、侍者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餐馆”，女士们见到大红灯笼和红木窗格，觉得这已是中国地面，总可以解下头巾了，没想到刚冈lj 动手，两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轻声喝令不可造次。这下女士们急了，大声说：“这是中国餐馆！吃中国餐没法戴头巾！〃
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摇了摇手，算是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这么做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儿个女士顿时欢呼起来。其实，这顿饭质劣价昂，但她们一直为这个小小的胜利兴奋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夸张地鼓动着没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帮，顺便用手僧一下嚣张地裸露在外的头发。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机会，绝大多数时间还必须老老实实戴上。她们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们面前喊压抑。我们虽然也曾有过几分窃喜，故意神态放松地在车窗下逛来逛去，但同情之心还是占了上风，在行车途中尽量顺着她们，觉得这是男士们可以自由潇洒的代价。我们的五辆吉普车都装着对讲机，行车途中时时可以作全队交谈。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说，前面山上这朵乌云真好看，话音未落，所有男士齐声呼应：“真好看，好看极了l ”另一位女士指着路边的小树说：“这好像是芦苇。”大家又异口同声：'； ．芦苇，当然是芦苇！”态度之好，终于使女士们疑惑起来。
其实，我们的女士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l 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理由是这样的服饰禁锢了妇女的身心自由，遮盖了妇女的形体美，阻断了现代的社交活动和国际交往。这种想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国古代裹小脚，以及有些地方的土著穿鼻、撑颈等明显带有生理伤残的习俗应该废弃外，对于一般的服饰文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记得以前我曾在夺个王朝的背影》 中讨论过清初和清末汉族士大夫在“毁我衣冠”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心理挣扎，可见此事关及一种历时悠久的文化尊严，比简单的明及饰解放”深刻得多。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为黑袍的问题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太浪费，油腻和味精也不符合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夕卜人‘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至于是不是毁损了一般意义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个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初步结论：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褶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却让一切干扰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让唇、眼和脸颊成为惟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也绝不像夕卜人想象的那么寒伦。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的时候，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人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正当的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也不应过多地呵斥。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的巴列维国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毕竟是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
在埃及时，我和王纪言、郭崔两位特地到开罗吕法伊（ ri 俪y ）清真寺拜遏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 可兰经》 。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厅堂里静谧无风，那面伊朗国旗，永久地垂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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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凿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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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个人逛逛德黑兰，出门前先到旅馆大堂货币兑换处换点钱。递进去一张一百美元，换回来一大沓伊朗最高面值的纸币，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最高面值的纸币是一万里尔（rial ） ，印着霍梅尼威严的头像，现在捏在我手上是八十一张，即整整八十一万里尔！想起伊拉克最高面值的纸币印的是萨达姆威严的头像，每张二百五十第纳尔，我们早已习惯成沓地发给路边乞讨的儿童，f 明卜个数字毕竟还远远小于伊朗。货币兑换处边上站着一位风度很好的老人，一定看惯了外国人接受这么一个大数字时的惊讶表情，便用浑厚的男低音给我开起了玩笑：'； ．先生真有钱！”我说：“是啊，转眼就成了大富翁。”
揣着八十一万现款逛街，心情很舒畅。 见一家小店里有束腰的皮带，选了一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