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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占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伤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因追求过．度的有序而走向无序，因企图规整文明而变成损伤文明，这是我们常见的现象。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文科学一直在为这种现象推波助澜。
佩特拉以它惊人的美丽，对此提出了否定。它说，人类有比常识更长的历史、更多的活法、更险恶的遭遇、更寂寞的辉煌。
一九九九平十一月六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 road 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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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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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特拉，我们这个队伍要有一次人员轮换，摄影师高金光、信息传送技师周兵、《 北京青年报》 记者于大公，以及司机杨玉会、孙建刚，都要从这里直接去安曼机场回国，接替人员昨天已经来到。我妻子也要在今天离开。
又传来消息，伊拉克大概能进去了。这事几个月来一直在与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联系，由于我们无法隐瞒去以色列的行程，怎么也办不通手续。幸好在这里遇到．位旅游公司的老先生，利用他的私人关系走通了伊拉克驻约旦大使馆，只不过我们必须在一切行李物品上撕去希伯来文的标记，签证时只说去过埃及和约旦。
如果能够通过老先生把手续办下来，我们面临的是一段极艰苦的行程，第一天的驾驶距离是一干二百公里，大概要连续不休息地行驶二十个小时，中间没有任何落脚地；巴格达食品严重益乏，除了勉强在旅馆包餐，不要指望在大街上购买到食品。伊拉克之后，伊朗、巴基斯坦的路途更长，巴基斯坦政变后的局势还不明朗，那石弓也区近年来险情重重，行路安全很难保证；印度水灾后传染病流行，从尼泊尔进西藏，有很长一段距离没有像样的路… … 总之，最麻烦的路程都在以后。
我们正在佩特拉崎岖的山道门讨论着行程，突然一辆吉普车驶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告别的时间提前，要离开的几位现在就去机场。
告别是一件让人脆弱的事情。原来说说笑笑遮盖着，突然提前几个小时，加上告别的地方不是机场或旅馆门口，而是在探访现场，立即感受到一种被活生生拉扯开来的疼痛。妻子一下子泪流满面，连蒙古大汉高金光也泣不成声，引得大家都受不住。
我理解妻子的心情，她实在不放心我走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这充满未知的艰险长途，这几天来一直在一遍遍收拾行李，一次次细细叮嘱。她很想继续陪着我，但发现在这样的路上遇到艰险，妻子的照顾不解决问题，何况国内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她。
其实她流泪还有更深的原因。这次她从开罗、卢克索、西奈沙漠、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一路过来，一直在与我讨沦着各种文明的兴衰玄机，她心中的文化概念突然变得鸿檬而苍凉，这与她平时的工作形成卜大的反差。她和我一样，本来只想与世无争地做点自己和别人都喜欢的事情，无奈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偏爱引发了同行间的无数麻烦。我们都想在新世纪来到之时一躲了之或一走了之，但在异邦文明的废墟前，心情变得特别复杂。故国的文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鲜明地呈现在眼前，我们愿意为它奉献，却不知如何挥去烦嚣。
前两天在耶路撒冷接到北京两位朋友的电话，说湖南和广东的盗版集团又盯上了我的这部日记。辗转传来的话与以前差不多：一些资金雄厚的“民间出版渠道”谋求与我合作，如果同意对他们“眼开眼闭”，报刊间的批判文章白可烟消云散；如果不同意，批判文集都准备好了。妻子听到这样的j 专活总是半天沉默，她不相信盗版集团真食匕一掌定江山，但环顾四周，文化界很多人对此只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少数人还助封为虐、落并下石。他们不见得都受盗版集团收买，但在恶性抢劫事件发生时，他们只在趁势嘲笑被抢劫者，从来没有对抢劫者发出过一丝阻止的眼神。她一次次问我，“文革”灾难是不是这样被扩大的？我说是。恶人总是少数，但灾难如此之大，除了特殊的政治背景，还因为这种群体心理助长了恶、扩充了恶。更荒唐的是，文化人在助长和扩充恶的时候，总是寻章摘句、满口道义，连恶人也都误以为自己是“得道多助”了。
但她知道，我会走下去，在不答应他们任何要求、不理会他们任何哄闹、也不惧怕他们任何要挟的情况下走下去。她最知道我宁肯停止写作也不会向他们屈服，宁肯死亡也不会与他们合作。因此她对着我流泪，又怕惹我伤心便戴上了太阳眼镜，然后摇好车窗，低下了头。他们的车子走远了。我们还要用车轮一步步度量辽阔的文明伤心地，然后才能回国。不管回国会遇到什么，那毕竟是我们的祖国。
我正在出神，我们队伍里新来的一位司机在山道口见到了一个中国女子。在这一带见到中国人十分稀罕，总会多看几眼。这位中国女子和她的挪威丈夫在一起，一见到这队印着中国字的吉普，立即走了过来，见到这么些中国人，显得布及激动。我们的司机告诉她，我们将横穿几个文明古国，一路返回中国。她一听，眼圈红了，转身与丈夫耳语一阵，又对我们的司机说：“我们想开着车跟着你们，一起走完以后的路程，有可能吗？”回答说不可能，她便悻悻离去了。
这时，我突然想对已经远去的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太在意。来自狭隘空间的骚扰，不应该只向狭隘空间清算。我们的遭遇属于转型期的一种奇特生态，需要在更大的时空中开释和舒展。
我们早就约定，二十一世纪要有一种新的活法。但是，不管我们的名字最终失踪于何处，我们心中有关中华文明的宏大感受，却不会遗落。
在佩特拉山日我站了很久，看着远处的烟尘和云天， 幻 合中默念着一句告别时怎么也不敢说出口的话：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 noad 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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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最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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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听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或女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土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关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雀矜巨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 可兰经》 ，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者倪妻听，要硬没有资木，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喉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刁、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瞰，也曾j 匕行到杰拉西（je 。 h ）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主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褐陵墓不可的原因。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禁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 可兰经》 字句的布慢．屋角木架上有两本《 可兰经》 ，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踢手跟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凌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又们翁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才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虞又无声的方式，对白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