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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
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
我当当心心的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
潜回家后，我急急的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
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
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现代文学》作品的刊出，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报》，过不久，也刊了出来。没敢拿给老师看，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总是使人羞涩。
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饭，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的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门，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儿，我也是安全的。
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他不多说话，可是在他的画里，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力而深厚，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
他的画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两张，都是男性人体的，我喜欢得不得了，一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另一张，一个趴着的人，题为《月梦》。
没有能力买他的画，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
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讲。那时候，我学画第十个月了。
顾福生的个展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上课。
我安然的跟着老师，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我也在收拾画具的时候，老师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什么，什么，他在说什么？
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音，我听不见。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
“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他画得非常好，也肯收学生，要听话，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吗？”
“不好！”我轻轻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
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
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的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里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的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
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
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的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
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的滑着。“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种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她一个微笑。
“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
“你的书——”
“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车——”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喊车，慢慢的走了下去。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注：《蓦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题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谢！
惊梦三十年
那天，我坐在一个铁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电话不停的闹，冷气不够让人冻清醒，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一切如梦。
电话响了，有人在接，听见对方的名字，我将手伸过去，等着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便接过了话筒。
“是谁？”那边问我。
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自是不识我的声音。“小时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转角，小学一年级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我说，那边又要问，我仍霸住电话，慢慢的讲下去：“有一回，你们的老家人，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呆看着满树盛开的芙蓉花。后来，他隔着门，要求进来砍一些枝桠分去插技，说是老太爷喜欢这些花。
“后来，两家的芙蓉都再开谢了好多年，我们仍不说话。“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惨白的日光灯下，过去的洪荒，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
小时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他们家人多，进进出出，热闹非凡。而我，只觉得，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走不到那扇门口。
十年过去了，我们慢慢的长大。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长春路的漫漫荒草，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远便不能了。
就是那个年纪，我念到了《玉卿嫂》。
黄昏，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饭后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儿住往不见人迹，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
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的晃过来——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记》的他。
我怕他，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他学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闲闲的走。堂哥和我，是谁也不约谁的，偶尔遇见了，就笑笑。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的交给了他，说是：“有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终于面对面的打了一个招呼。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来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又加了一群画家们。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又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散，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终于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里慌张，恨不能从此不要见面，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个这么内向的人，别人总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