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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的衣服，都旧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买新的。在台北，一切都很流行，跟不上流行，旧衣服也就依着我，相依为命。这一份生命的妥贴和安然，也是好的，很舒服。候车室里买了一份《传记文学》和《天下杂志》，看见中文的《汉声》，虽然家中已经有了，再见那些米饭，又忍不住买了一本。这本杂志和我有着共同的英文名字，总又对它多了一份爱悦。
“你的头发短了两寸。”卖杂志的小姐对我说。
我笑了笑，很惊心，头发都不能剪，还能做什么？卖杂志的小姐，没有见过。
剪票的先生顺口说：“又走啦！”
我点点头，大步走向月台，回头去看，剪票的人还在看我的背影，我又向他笑了笑。
那一班午后的莒光号由台北开出时很空，邻位没有人来坐，我将手提包和杂志放在旁边，小猪请它搁在行李架上。
前座位子的一小块枕头布翻到后面来，上面印着卖电钻工具的广告，位子前，一块踩脚板。大玻璃窗的外面，几个送别的人微笑着向已经坐定了的旅客挥手，不很生离死别。
月台上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拎着伞和皮包定定的望着车内，走道另一边一个大男孩子，穿灰蓝夹克的，连人带包包扑到我的玻璃上来，喊着：“回去啦！回去嘛！”
女孩也不知是听到了没有，不回去也不摇头，她没有特别的动作，只是抿着嘴苦苦的笑了一下。“写信！我说，写信！”这边的人还做了一个夸张的挥笔的样子。这时候火车慢慢的开了，女孩的身影渐渐变淡，鲜明的，是那一把滴着雨珠的花伞。
车厢内稀稀落落的乘客，一个女学生模样的孩子坐得极端正，双手没有搁在扶手上，低着头，短发一半盖在脸上，紧并着膝盖，两脚整整齐齐的平放在踏板上，手里的书，用来读，也用来盖住脸——那本书成了她的脸，上面写着《音乐之旅》。身边又靠了一本，是《观人术》。
她的两本新书，我都有，这个景象使我又有些高兴，顺便又观察了她一眼。这个孩子是一枝含羞草，将自己拘得很紧张，显然的孤单，身体语言里说了个明明白白。火车，对她来说，是陌生的。
告别那个月台女孩的男孩，放斜了位子，手里一直把玩着一个卡式小录音机，开开关关的，心思却不在那上面，茫茫然的注视着窗上的雨帘。
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火车缓慢的带动，窗外流着过去的风景，在生命的情调上来说是极浪漫的。火车绝对不同于飞机，只因它的风景仍在人间。
车到了桃园，上来了另一批挤挤嚷嚷的人，一个近六十岁的男子挤到我的空位上来，还没来得及将皮包和杂志移开，他就坐了下去，很紧张的人，不知道坐在别人的东西上。那把湿淋淋的黑伞，就靠在我的裙子边。
我没有动，等那个邻位的人自己处理这个情况。他一直往车厢的走道伸着颈子张望，远远来了一个衣着朴素而乡气的中年女人，这边就用台语大喊了起来：“阿环哪！我在这里——这里——”那个女人显然被他喊红了脸，快步走过来，低声说：“叫那么大声，又不是没看见你！”说着说着向我客气的欠了欠身，马上把那把湿伞移开，口里说着：“失礼失礼！”那个做丈夫的，站了起来，把位子让给太太，这才发觉位子上被他压着的杂志。
上车才补票的，急着抢空位子，只为了给他的妻。我转开头去看窗外，心里什么东西被震动了一下。那边，做丈夫的弯腰给妻子将椅子放斜，叫她躺下，再脱下了西装上衣，盖在她的膝盖上，做太太的，不肯放心的靠，眼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语：“没位给你坐，要累的，没位了呀！”
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后有空的，打算换过去，叫这对夫妇可以坐在一起，这样他们安然。
没有空位了，实在没有，中年的丈夫斜靠着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说：“你睡，没要紧，你睡，嗯！”
我摸摸湿了一块的红裙，将它铺铺好，用手抚过棉布的料子，旧旧软软的感觉，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适。那个相依为命——就是它。
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车，窗外，是自己故乡的风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红砖房，看成了母亲的脸。
扩音机里请没有吃饭的旅客用便当，许多人卖了。前面过道边的妇人，打开便当，第一口就是去喂她脸向后座望着的孩子；做母亲的一件单衣，孩子被包得密密的，孩子不肯吃饭，母亲打了他一下，开始强喂。
那个《音乐之旅》的女孩子姿势没有变，书翻掉了四分之一，看也不看卖便当的随车工作先生。她，和我一样，大概不惯于一个人吃饭，更不能在公共场所吃便当，那要羞死的。
我猜，我的母亲一定在打长途电话，告诉举办讲演的单位，说：“三毛一个人不会吃饭，请在她抵达的时候叫她要吃东西。”
这是一个周末的游戏，母亲跟每一个人说：“那个来讲话的女儿不会吃饭。忍不住那份牵挂，却吓得主办人以为请来的是个呆子。
随车小姐推来了饮料和零食，知道自己热量不够，买了一盒桔子水。邻座的那个好丈夫摇摇晃晃的捧来两杯热茶，急着说：“紧呷！免冷去！”做太太的却双手先捧给了我，轻轻对先生说：“再去拿一杯，伊没有茶……”
我道谢了，接过来，手上一阵温暖传到心里，开始用台语跟这位妇人话起她和丈夫去日本的旅行来，也试着用日语。妇人更近了，开始讲起她的一个一个孩子的归宿和前程来。
然后，她打开皮包，很小心的拿出一叠用塑胶小口袋装着的彩色照片，将她生命里的人，一个一个指出来请我欣赏。
当我年轻的时候，最不耐烦飞机上的老太婆噜噜嗦嗦的将一长条照相皮夹拿出来对我东指西指，恨死这些一天到晚儿女孙子的老人。现在，那么津津有味的听着一个妇人讲她的亲人和怀念，讲的时候，妇人的脸上发光，美丽非凡。她自己并不晓得，在讲的、指的，是生命里的根，也许她还以为，这些远走高飞的儿女，已经只是照片上和书信上的事了。“你有没有照片？你亲人的？”
“没有随身带，他们在我心肝里，没法度给您看，真失礼！”我笑着说。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说完，那叠照片又被仔细的放回了皮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皮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
“晚车回台北？”
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
“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
“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
“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
“我不会做别的。”
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
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
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
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
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
“是，请求你。”
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
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
“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
我欠过生命线。
那么，还吧！
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有权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
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悄悄的一个人去过吧！
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
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着。
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
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
火车里，每一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隐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
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的在吃一个并不十分可口的便当。这，使我更爱他们。
下火车的时候，经过同车的人，眼光对上的，就笑一笑。他们常常有一点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了人，不太敢也回报一个笑容。
站在月台上，向那对同坐的夫妇挥着手，看火车远去，然后拎起小猪，又拿披风将它盖盖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对他说：“谢谢！”
花开一季，草存一世，自从做了一枝草之后，好似心里非常宁静，总是忍不住向一切微笑和道谢。
“你的妈妈在电话里说，你整天还没有吃一口东西，来，还有一小时，我们带你去吃饭。”
果然，妈妈讲了长途电话，猜得不会错。
接我的青年会和生命线，给我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