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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另外一个俄国人说：‘同志，请你同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这个人回答道：‘你别想从这狗那里得到什么！’”
“一个年轻的波兰人用温和的语气把这些话翻译完毕之后，拉舍尔到他
的办公室里。那个波兰青年想用氯化物毒死他们，但拉舍尔又折了回来，用手枪威吓我们说：‘你们别管，不要接近他们。’当试验把他们折磨至死，至少持续了五个小时。尸体被运到慕尼黑进行解剖检验。”
集中营里被试验的人员是用之不尽的；在囚徒身上试用新药；在奥拉宁堡进行挨饿和口渴试验；在布痕瓦尔德进行人造荷尔蒙的试验；试验血浆用来治疗坏疽；试验药膏用来治疗磷火引起的烧伤。此外，还进行血液和血清学的试验，在达豪，人为地引起了蜂窝组织炎炎、溃疡、败血症。他们试验如何使用磺胺药，如何对骨头、神经和肌肉系统进行外科手术，用注射碳酸方法进行无痛致死术的试验，注射这种碳酸针以后，不到一秒钟就会置他人于死地；他们观察有毒子弹的作用（临床的描述是骇人听闻的）；研究一种把污染毒气的水进行解毒的方法；研究生物碱和未知的毒药；让囚徒服用毒药胶囊后进行试验，纳粹头目们在最后时刻就是服用这种胶囊自杀的。此外，还进行了有关化学毒气武器的试验。
有时候，希姆莱在给集中营间谍下达的命令中指定牺牲者，例如命令中规定，在奥斯威辛使用波兰的抵抗运动战士，以便对传染的黄疸病进行试验，或者为了进行拉舍尔的冷冻试验，在达豪使用俄国军官，因为他们具有抵御寒冷的能力。
此外，为了满足纳粹解剖研究所需要的人员，盖世太保进行了必要的“选择”。甚至把集中营也当作选择人员的储藏所。他们在这里所犯的、荒唐而可怕的罪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与一个为满足自己病态的研究欲望，而进行疯狂杀人的学者所编导的某些恐怖电影相媲美。
大脑研究所从属于柏林威廉皇家学院的研究所，它的三个分所分别设在慕尼黑、格廷根和迪伦堡。大脑研究所由哈菜福尔登博士领导。
有一天，当哈勒福尔登博士得知可以用二氧化碳杀死病人时，他马上想到，这样做对他的工作有利。他找来了一些负责人，按自己获得的情报对他们说：“听着，朋友们，如果你们杀了所有这些人，那至少要把大脑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们问他：“你能检查多少人？”“数字不限，多多益善，”他回答。
在多数研究所里，医生的数目寥寥无几。因此，他们让男女看守来挑选该杀的病人，因为他们要么忙得昏头转向，要么压根儿不感兴趣。谁要是总感到疲倦，或者看守者认为，这是一种‘病例’，他就会被写到名单上，接着，被送迸死亡中心所。最糟的事情莫过于受人虐待。看守人员挑选使自己感到讨厌的人，然后把他们写到名单上去。
当时，这个研究所拥有的大脑超过其它研究所研究的数量，也许哈勒福尔登此刻在想，多亏纳粹主义才保证了他科学的前途。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1941 年，它表明了纳粹主义的教条也许在研究的领域上合乎逻辑。此时，他们不再像哈勒福尔登那样，满足于利用死者的尸体进行研究，而是完全为了把尸体用作研究材料才杀人的。并吞埃尔萨斯以后，纳粹党人占领了施特拉斯堡大学，并在医学院里安插了他的一位心腹、突击队大队长希尔特博士，他遵循纳粹准则在那里执教，当然他的固执的念头是种族问题，希尔特制定计划要在施特拉斯堡创立一间犹太人骷髅和头骨的收藏室，这间收藏室由于收藏丰富多采，因而是独一无二的。他写信给希姆莱，向他提出了下述这些要求：
“几乎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头颅都已收集得完备无缺。不过提供给科学使用的犹太人的头颅则少得可怜，那是因为不太容易对它们进行加工。现在，东线的战争却给我们提供了消除这种缺陷的机会。犹太一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但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们的头颅，以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文献。”
这样双方达成协议，凡是犹太苏联政委今后都应活着交给军事警察，受他们监督，直到有一个特使到达时为止。然后由这个特使给他们拍照，对他们进行人体的测量，以及汇编有关他们职业和出身的所有资料，以便把他们杀掉并把他们的头颅保存起来送往施特拉斯堡。
“在根据档案材料处死犹太人之后，应把他们的头颅保护好，然后叫一个年轻医生或者医科大学生把头颅从躯干上肢解下来，用防腐剂把它放在特制的密封金属容器里送往指定地点。”
这项指示忠诚地被执行。施特拉斯堡大学从那时起就可以获得稀罕的“货物”。
诚然，这些头颅再也满足不了希尔特，他要求的是完整的骨架，是“犹太一布尔什维克政委”的骨架。奥斯威辛集中营得到命令，向希尔特提供一百五十副骨架。由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不能把骨架制成标本，而希尔特也不想对这些躯体进行测量，所以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活着的“对象”送到施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魏勒集中营。 1943 年6 月由盖世太保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一百五十个囚犯到达纳茨魏勒。8 月份又到达八十个。党卫队大队长雅衙布，克拉默尔过去在大多数的集中营里工作过，当上贝尔根一贝尔森的司令官之后得到了“贝尔森刽子手”的绰号。这次他接受杀死这些殉难者的任务。他用氰来毒死他们，这种方法无损于尸体，而且希尔特还可以把温暖的尸体放到解剖台上。对此他感到十分满意。
当美国和法国部队逼近施特拉斯堡时，希尔特收藏的解剖体已包罗万象了，纳粹党人心里感到有点害怕，因为施特拉斯堡大学地窖的冰箱里还藏着八十具尸体，弄不好会泄露秘密。希尔特请求给予指示。难道要他保存所有的收藏品吗？把它们部分销毁？还是全部销毁？此事看来只能从尸体身上割下肉来，以便使人认不出尸体的真面目并可以随便解说一下，这是法国人留下的尸体。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遗传研究所主任西韦斯最后于10月26日向大家保证，收藏品已经分散了。可是这份报告是假的；希尔特的助手们并不能很快地解剖尸体，因而当盟军部队占领施特拉斯堡时，这些尸体还放在希尔特的“储藏室”里。法国第二装甲师的部队发现了它。希尔特本人早已溜之大吉，直到今天还是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的命运究竟如何。他属于逃避调查，并在纽伦堡“医生案件”中除了他们同事之外，不受审判的纳粹党的少数实验者。
第五节邱吉尔决定对盖世太保进行报复
伦敦，唐宁街10 号。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沉恩着，同时看着被他刚丢进烟灰缸里的烟头慢慢地熄灭。在这次战争期间，首相常穿一件带拉链的外衣。这身打扮使他那粗壮的身躯显得耸肩缩颈，犹如一个出色的机械师。
1940 年7 月19 日，英国这个被围困的孤立的要塞，第一次遭受到德军持续近一周的大规模空袭。从北海角到比达索瓦河，到处都飘扬着字旗。拉芒什海峡似乎只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水渠。德国人占领了所有港口。连日来，他们随时准备登陆，还高唱最近谱写的进行曲：“我们要打到英国去！。。”
在英国德文郡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乡村，银行的小伙子和公共汽车司机自盟邦法国沦陷后，就很快被动员起来，由一些留着棕色小胡子、曾在孟加拉服役的满脸皱纹的老士官带领下进行持枪军事训练。这些新兵还没穿上军衣，他们的枪大部分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索姆用过的老式武器。
唐宁街的这位老“雄狮”发誓要寸土必争。英国人决心要战斗到底，要把海湾的每一块地方都变成抗击德国人侵略的战场。
然而在此时此刻，丘吉尔考虑的并不是在英国的土地上进行战争。他刚制定了一个反击侵略的方案此方案对当时的大英帝国是如此重要，以至使他因此而名垂青史。
在第三帝国可能武装侵犯大英帝国的前夕，丘吉尔决定以可怕的看不见的部队在欧洲大陆被占领的地区进行回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要在整个欧洲大陆创立真正的“第五纵队”，对德国进行报复性的还击。
作为一个特殊组织，“第五纵队”的根本任务是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以破坏和颠覆为手段在大陆上对敌人采取各种行动。
计划简单，思想明确，需解决的只是器材和人员问题。
丘吉尔想为他的这支最秘密部队取一个简单的名字。他又点起一支雪前，吸了几口，觉得越简单越好。他脑袋里闪出了三个字：别动队。
要使他的别动队闻名于世，还需要很长时间，不需要流很多血。
3 天前，阿道夫·希特勒草拟了一份名曰“海狮行动”的绝密登陆命令：
由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妥协和解的表示。我已决定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上继续作为对德作战基地的条件，必要时印全部占领之。
然而，希特勒需玩弄最后一次和平伎俩。就在丘吉尔成立“别动队”的这一天，阿道夫·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他的长篇演说不时地被掌声所打断。其间，他还向他的12 名战功卓著的将军授予陆军元帅节杖。
他突然提高了嗓门，郑重他说：
“现在，我觉得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和其它国家的理智和见识发出呼吁。我认为我是有资格发出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乞求恩惠的失败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在此发表讲话的胜利者。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把战争持续下去。”
3 天以后，英国战争部向他作了答复：
“我们将不懈地进行斗争，直至自由在全世界得到保障。”
在德国和英国这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从此展开了全面的战争，殊死的搏斗。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兄弟民族间的残杀又开始了。
于是，在英国领空展开了“鹰的决斗”，在大西洋的波涛下进行着“鲨鱼之间的厮杀”，在昔兰尼加沙漠出现了“鼠斗”。这就是身穿军服、头顶帽徽的军人之间所进行的面对面的战斗。这样的战斗虽然危险，但目标十分清楚。在这公开战争的后面，还有另一个战场。在那里，“狐狸”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角斗。双方特工人员脱掉军服，改名换姓。他们身穿便衣，潜入“地下”，进行着隐蔽的活动。
在这种阴森可怖的舞台上，空降的别动队队员和党卫军保安处警察，英雄和叛徒，在暗中周旋角逐着。有些人昨天是英雄，今天就变成了叛徒。
继德军谍报局之后，盖世太保不断地破坏别动队的联络网。但别动队又不断地将其重建恢复，并重新派出新的间谍。从来没有一支军队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以至能够活着叙说他们的使命的结局的人是极少数。
某些文章曾零零星星地记述了偶尔在被占领欧洲的森林里或大街上发生的战斗。这种处于隐蔽状态的战斗比任何光天化日之下的对垒作战都更激烈、更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