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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违反，不管是男犯人还是女犯人，都要被抽打25鞭。
1942年8月16日，女营从奥斯威辛Ⅰ号迁到比克瑙。
集中营当局利用这一机会大批地消灭囚犯：8， 000 名妇女转到了比克瑙，4，000名送进了毒气室。
在比克瑙，妇女们陷入了更为恶劣的条件之中。囚舍没有地板、窗户和最起码的设备。根本没有饮用水，而为了涮洗，全囚合一千多人只有一个水桶。从一个囚舍到另一个囚舍去极为难走，比克瑙的地面积水多洼。
1942年11月，一些男囚头一次有机会到比克瑙的女营去。那里的条件给他们留下了极为可怕的印象。
妇女们推成光头，挨饿，生病，像一些死亡的幽灵在囚舍间游荡。受伤的和生病的光脚穿着沉重的木展陷在可怕的泥泞之中。看着这些披着可怜的破布片的妇女、她们在徒劳地挣扎，要从臭味难闻的滑溜的泥泞中拔出脚来，因而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的情景，真叫人揪心裂肝。在监工的抽打下，她们迳直摔倒在泥泞里，躺在沟渠的旁边，甚至都没有力气叫喊一声。
来到这个女营的，有从军用列车上挑选出来的犹太妇女，她们是些政治上危险的人，蹲过监狱，还有从受到苏联军队进攻“威胁”的国家撤离出来的妇女，她们都带着孩子在一起。
在比克瑙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妇女：在她们中间有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从战俘营逃出来的苏联的女军官、捷克和波兰人。
关于1944年夏天来到集中营的128名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事是无法忘却的。她们拒绝脱下军装，但是，挨饿和沉重的劳动迫使她们这样做，结果只有12名妇女活了下来。
1942—1944年期间，从被法西斯分子于1939年占领的斯洛伐克，运到奥斯威辛的超过66， 000人。只是从1942年3月底到8月，来到奥斯威辛的就约有47， 000 斯洛伐克人。后来，到1944 年9 月，一度中断，而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立即运来了14， 000 人。此外，还有许多来自斯洛伐克的军用列车开往了其它的集中营。
从斯洛伐克往外运人的工作，由斯洛伐克法西斯政府中的希特勒参赞维斯利采尼负责。他的活动就是敲诈勒索和进行恐吓。他是“金钱或是生命”运动的发起人。只有财主们才能参加这种游戏。维斯利采尼和“政府”高级机构的斯洛代克法西斯分子有联系。他们拿到高额赎金，就放出原定要送往奥斯威辛的人。
送往奥斯成辛的66， 000 人中，生还斯洛代克的不到300 人。
在比克瑙有一大批囚犯，他们长期在衣背上别有“SU”的标记。这是些苏联战俘。除他们外，还有一批苏联公民落入了集中营。这些战俘都有些孤独和谨慎。据说，他们中间有高级军官和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员，他们的名字一直不为人所知。
1941年，在各个大集中营开始大规模杀害战俘。起初，是枪杀，后来就改为在毒气室处死。为了淹没机枪的射击声，在杀害战俘时，都要强迫营里的所有犯人唱歌。一小时后，卡车就将尸体运往焚尸场。囚犯们开始猜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连盖世太保分子也常常拒绝使用这样杀害苏联战俘的伪装办法。
拯救营内的苏联战俘是不可能的，因为还在他们来到集中营之前，党卫队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处理”。大规模杀害苏联战俘是根据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命令进行的。
在一份指令中说：“在帝国内养活、安置和在各项工作中利用2， 500，。。 00O 名苏联战俘，是摆在国家和军队领导面前的新的巨大任务。根据以前颁布的命令和指令，在被占领的较大部分土地上要建立德国殖民基地。为此，我们需要能够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人。
大规模杀害苏联战俘早在1941 年秋天就开始了。10 月，12， 000 名苏联战俘来到奥斯威辛。纳粹分子决定把他们饿死。战俘们被送去修筑比克瑙集中营和法本公司的工厂。许多人经受不了力不胜任的劳动而死去。
盖斯认为，枪杀大批犯人是不经济的事。他在寻找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方法。艾希曼把盖斯派到特雷布林卡的死亡营去“实践”。在那里用二氧化碳毒杀人的方法，对他来说是太原始了。 1941 年9 月15 日，盖斯组织了用氰化氢毒杀人的第一次尝试。他为此目的从奥斯威辛医院中挑选了600名苏联战俘和250名波兰犯人，把他们锁在11号办舍的地下室里。窗户被堵死，然后，将氯化氢晶体直接从门里投进去。第二天，盖世太保分子帕利契走进地下室，许多战俘还活着。所以，又继续进行毒杀人的试验。
在第一次试验后，开始用毒气来系统地杀害犯人。为此目的，在比克瑙拨出了两座木头房子。
最后一次大规模毒杀苏联战俘是在1943年11月28日进行的，当时，一列载有苏联战俘的军车，从爱沙尼亚集中营开到奥斯威辛。军列上总共有334人，基本上是些重伤员和冻伤的士兵。他们被装上了有通在卢布林的伪装通行证的汽车，随后就送进了毒气室。
卡尔滕布龙纳和海德利希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帝国中央保安局中盖世太保的头头阿道夫·艾希曼被授予特别的全权，负责解决包括匈牙利犹太人在内的犹太人问题。
在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之后， 1944 年3 月，艾希曼在一大队益世太保的护送下到达布达佩斯。他在那里和匈牙利政府成员开始“政治谈判”，着手准备把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奥斯咸辛，在那里第一批进行“特别处理”，根据和匈牙利政府的协议，艾希曼开始将2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集中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他们被安置在一些小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这些地区被称之为“Getto”（犹太人区）。转移犹太人的工作则从1944年5月开始。艾希曼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行动小组。匈牙利行动小组是在1944 年3月初组织的，其成员是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挑选和训练的。小组的名称是：“艾希曼特别任务队”。
送往奥斯威的共约有45万匈牙利犹大公民。送往别处的约有5万人。这50万匈牙利犹太人在艾希曼行动后，活下来的只有4万人。
在强力推行“新秩序”时期，希特勒匪徒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他们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苏联战俘、波兰集中营的男女，进行各种各样所谓“试验”。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压”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疸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抓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正如一个党卫队的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的：“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永远不能生育。”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是专门搜集大量的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大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为此他写信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说他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骼，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一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要是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纹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柏尔格的证人在纽伦堡法庭上提供了如下的情况：“所有纹身的囚犯奉命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它家具上的装饰品。”这些嗜杀成性的纳粹匪徒们，就是这样以杀人为乐来满足他们的私欲的。
在奥斯威辛，科尼格博士为了作手术练习，随意对囚犯截肢。一个囚犯的一个手指患轻度的疽就被他截掉；一个囚犯的一条腿因患蜂窝组织炎就被他锯掉，他不断地变换手术方法，对囚犯进行任意摧残；西劳博士则专门对6 个月或7 个月的早产婴儿进行研究。他把婴儿（不管是死是活）一概扔进火葬炉。
第二节“一世太保”——缪勒
1938 年，纳粹德国发生了勃洛姆堡——弗立契双重事件，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司令弗立契均被免职，国防军遭到沉重打击。这一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就是被誉为“一世太保”的海因里希·缨勒。
缪勒是从巴伐利亚警察中低微的地位上开始发迹的。海德里希发现他是个好同僚，随时准备同他合作进行任何一种邪恶的犯罪活动。缪勒建立了一套以不违反公共道德原则为基础来监督改善谍报的体系。他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符合他的理想的组织。由于缪勒的活动，德国人民被压垮了。缪勒不但在一有任何反对运动的迹象，就立即加以扼杀，而且他对纳粹党的党员也一直实行那种雷厉风行、咄咄逼人的控制，以致谁也不敢担保自己不受到盖世太保的密切监视。
缪勒野心勃勃要建立起一个卡片索引中心，让每一个活着的德国人都要有一张个人卡片，当然，对于任何“可疑的情节”，不论是多么细小，都要有详尽的记载。1939 年以前，缪勒不是一个纳粹，后来他虽然正式入党，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纳粹。他判断人的原则不是纳粹党判断人所依据的原则。在缪勒看来，决定的因素是个人是否无保留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或者这个人是不是表现出任何独立思考或行动的倾向。缪动只承认一条法则，就是国家万能的法则。他的狭隘的警察头脑认为这就足够了。只要一个被怀疑即使在精神上对国家有所抗拒的人，缪勒也把他看作敌人，那些对缨勒十分了解的人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里面所包含的严格的国家纪律吸引了缪勒信仰这种主义，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对缨勒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他在1933 年以前一直为巴伐利亚人民党服务和1945 年以前一直为国社党服务一样，他完全准备作为一条忠实的警太为任何雇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