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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新闻当事人是否正直，并不重要；他们所说的话，公众是否爱听，也不要紧。就媒体的本位而言，我们应该为各种舆论提供阵地。世界之所以需要媒体，是因为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
媒体为什么要扒粪
我们不是为了扒粪而扒粪，作为媒体，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其他什么目的出发。我们需要对市场和权力保持永远的警惕，但我们不可以怀疑一切，捕风捉影，任意举起舆论的鞭子，想抽就抽。
当“搞”这个字眼大行其道的时候，“扒粪运动”正在中国闪烁出点点滴滴的燎原星火。“阴谋”、“黑洞”中国媒体对商业领域内有影响的公司和公众人物的质疑和曝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猛烈。
“扒粪运动”始于1902年前后的美国。愤怒于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堕落，一批由记者和作家组成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扒粪者”的角色，英文叫muckraker，直译过来就是“黑幕揭发者”，他们利用传媒，无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现象： 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卖淫。美国总统罗斯福怒斥“黑幕揭发者”，就像17世纪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手拿粪耙目不转睛，专注于腐败堕落卑劣丑陋的人和事，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随着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不断推进，“扒粪者”一语很快成了高贵的尊称，一枚光荣的勋章，为扒粪者欣然接受。
我不厌其烦地介绍扒粪，是想说，“扒粪者”和“扒粪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贬义词。尽管对扒粪的态度全球各有不同，但我认为，扒粪有理。如果没有书报检查制度，我们相信“盛世坏消息”是永远不会错的。董桥说，今日的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我不否认这位香港第一才子的说法，但我坚信记者的历史使命不是史官，媒体不应该负责记录完整的历史，它的使命是一个“小心社会撞上冰山的瞭望者”，在于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一双警惕的眼睛。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2）
2009…11…24 20：52：09 本章字数：1165
我赞同扒粪，但我还是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扒粪”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的很多媒体并没有遵循扒粪者推动社会进步的宗旨，而滑向距离社会公器越来越远的轨道，即便那些秉承公共利益的宗旨在“做正确的事”的媒体，在方法论上也没有做到“正确地做事”。
或许公众最不能容忍的，是基于商业目的而扒粪。曾经，我们对官方主流媒体中的少数记者“黑吃黑”深恶痛绝。而今，我们发现一些以市场化媒体自居的传媒，也开始奉行绿林好汉的逻辑。据信，不久前的一家媒体，在质疑一位富豪的时候，曾数次将写好的稿子交给被质疑的大亨，希望换取1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我不知道，这样的行径与繁峙矿难中收取金元宝的新华社记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还有一种扒粪是为了争夺眼球。在眼球决定成败的今天，一些媒体试图闯入“禁区”的冲动异常强烈。能不能在有“粪”的禁区内打好擦边球，有时候被视作眼球争夺战中的核心竞争力。为了闯入有粪的禁区并全身而退，铤而走险者开始在“政治正确”上下功夫。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报刊如何在类似仰融事件的报道中，高举着国家利益的大旗，置法的精神于不顾，单方面为打倒诉讼一方的当事人（仰融）献计献策。想到这样的扒粪、这样的扒粪立场，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粪堆上插鲜花”。
我最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扒粪，基于道德判断的揭黑。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它在动机上要纯粹洁净得多。关乎富人的财富来源于“肮脏的原始积累”的判断，成了他们扒粪的原动力。发现疑点而后调查之，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天然属性，然而，我们切不可将疑点当做事实，用道德上的怀疑取代必要的调查采访。我们要采访当事人，而不仅仅是接近消息来源的“知情人”，我们要核实传闻，而不是捕捉传闻作为拉长文章的“料”。虽然连官方的司法机构也未必有能力将涉及权力和市场的大人物调查清楚，但要求媒体调查清楚之后再揭黑，并非苛求。
据说，今天很多媒体对揭黑的兴趣，来源于《财经》的经验。一般的说法是，《财经》因为“银广厦陷阱”等揭黑文章，同时赢得了两个效益。闻此说，我想到了“银广厦陷阱”那则报道中的一纸证明，一张由天津海关出具的证明，那薄薄的一页纸，是调查的力量，证据的力量。那些准备大搞特搞的媒体，在大扒特扒之前需要想一想，我们能准备那样的证明吗？
套用法学上的一个说法，除了实体正义，我们还需要程序正义。在“扒粪”的时候，我们同样崇尚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我们不是为了扒粪而扒粪，作为媒体，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其他什么目的出发。我们需要对市场和权力保持永远的警惕，但我们不可以怀疑一切，更不可以在莫须有的情形下，捕风捉影，任意进行舆论鞭挞。毕竟，“扒粪”不是泼粪，泛道德角度上的理直气壮的原罪式质问，并不能替代基于事实的采访调查。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3）
2009…11…24 20：52：11 本章字数：968
记者和官员是什么关系
就职业的生态链条而言，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是天敌，记者这只“看门狗”，天生就是为百姓看管政府官员的，他必须假定每一个官员都是可能偷窃民众的“贼”。
当《华盛顿邮报》的白宫记者大卫·布罗德在汕头向中国记者说起尼克松总统给他白眼的时候，铁本案、嘉禾案、毒奶粉案中的政府官员们纷纷交出了自己的乌纱帽，这几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点： 由媒体报道而受到广泛的关注，进而导致上级部门介入，最后，丢官的丢官，进监狱的进监狱。
我相信，这些官员在心里一定对“肇事”记者怀着愤怒。事实上，“防火防盗防记者”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当官秘诀。在那些人的眼里，当下的中国记者已颇似西方传媒理念中的“看门狗”。
作为一个记者，我对“看门狗”这个称谓，一点都不觉得忤逆。我不否认传媒业在中国是一个高尚的事业，但我们在理解这个行当时，可以尝试着由“恶”出发。就像控权论者看待政府和政府官员，总假定他们是“恶”的，滥权才是他们的天性，我始终认为，就其工作本性而言，新闻这只“看门狗”生来就是追腥逐臭的。因为“腥”、“臭”往往是最大的新闻。追腥逐臭的本性，决定记者和官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并不是“鱼水关系”，而更像是“猫鼠关系”。
我曾去一个东部沿海省份采访。当地一位官员用牙缝里蹦出来的“兔崽子”来“称呼”一名几年前采访过他的记者。按照这位官员的描述，他在办公室里滔滔不绝地向那位记者介绍他们造福于民的经验，嗣后让他的下属以交个朋友的名义，伺之以热情的酒菜。酒酣耳热之际，办公室里不愿意说的话，全说了。不日，报纸面世，酒桌上的话成了白纸黑字，《焦点访谈》随后闻风跟进，一个造福于民的工程，顿成媒体警惕祸民工程的反面典型。
诸如此类的“教训”多了，“猫鼠关系”渐成官员们的共识。“防火防盗防记者”，不仅是民间人士的笑谈，还见诸部分市委的红头文件。我曾去中部一个省份采访，一位市纪委的负责人以颇显老迈的躯体，吞着药片陪我们喝酒。我猜想，桌面上一遍遍“朋友”、“兄弟”的他，回家后很可能骂我们“***”。那天，我的同伴也喝得酩酊大醉，大家都出于无奈。我们担心他不喝多，交不成朋友，挖不出料道；他觉得我们不喝多，不足以显示他们的诚意，最终不能把我们劝走。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4）
2009…11…24 20：52：12 本章字数：1233
少数官员似乎不能接受“工作关系即猫鼠关系”的事实，极端者将之异化成个人恩怨乃至打击报复。过去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被地方官僚暗算的事，逃脱公安追踪是朋友聚会时说得最为精彩的话题。一个记者朋友曾告诫另一个记者朋友，你曝光了这个案子，要小心，一不能找小姐，二不能赌博。
在一个什么都可能被颠覆的时代，“猫鼠关系”常常被颠覆成猫鼠同谋。同谋中，兄弟关系、幕府关系一一显现。
北方一家媒体门前，曾发生过记者被检察官追到臭水沟而后被戴上手铐的一幕，据称，缘由是该记者受官员朋友之托，利用内参陷对方于不义。我以为，利用舆论工具赤裸裸地为官员朋友大打出手的记者，已将他们和官员的关系，推进到类似于黑社会的“兄弟关系”。
幕府关系较之兄弟关系更具普遍性。不少新闻记者身处舆论机构，信息灵通、头脑活络、人脉纵横，他们中的部分人经常利用这样的优势充当官员朋友的幕僚。近年，部分地方官员成为新闻人物的背后，就有着“记者幕僚”策划的痕迹。
当然，记者和官员的关系，不仅仅是工作关系中的“猫鼠关系”，或者非工作关系中的“兄弟关系”、“幕府关系”。非工作关系中，也有并不龌龊的朋友关系。记者无职无权，生活洒脱，或者像个政论家，或者像个行吟诗人，少许有文人气质的地方开明政要，或者出于文人的惺惺相惜，或者出于官场的孤寂，很容易和记者成为真正的朋友。
铁本案发生后，一个同行去找他的官场朋友，一个涉案地方官员。孰料，那位同行的官场朋友向他表示： 我有纪律，我不能跟你说，你要采访，可以依工作程序，和某某联系。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必须分开。
这让我想起CBS的著名主持人克朗凯特在自传中叙述的一个细节，一位和他由工作关系转变为朋友关系的白宫前官员，执掌美国的谍报机构后，当即和他断绝了所有的往来。克朗凯特也自觉地不再找他。
回头想想，那位同行的官场朋友做得很不错。就职业的生态链条而言，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是天敌，记者这只“看门狗”，天生就是为百姓看管政府官员的，他必须假定每一个官员都是可能偷窃民众的“贼”。
财富明星的媒体恩仇
一个财富明星，领着几个下属去上海出差，晚上觉得无聊之时，对一个下属说，打电话喊几个记者过来玩玩。闻者打趣说，怎么你的口气，就跟找几个“小姐”来玩玩差不多？
2003年初，一个媒体朋友去浙江采访吉利集团的CEO徐刚。徐是一个刚刚下海的副局级的前政府官员，我担心徐可能会像所有带着非议的下海官员一样，婉拒他的采访邀约。友人胜券在握地说，他一定会接待我的访问。他的信心来源于他所效力的商业媒体，吉利是做汽车的，一个CEO绝对不会冷淡一个具有业界领袖地位的商业媒体，哪怕他从骨子里觉得讨厌。换言之，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利益的分上，徐也会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