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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
没有“三曹会审”，是非不明；没有“三维透视”，善恶难辨；没有“三套方案”，优劣难断。
有人戏言：老郑站在云端挥了48鞭，赶走48头老黄牛；下到地面挥出第49鞭，结果扑过来一只大老虎……
老郑无疑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他的形象也绝非一张“脸谱”所能概括。但在他的哲学中，“黑白二分法”大概占有相当比重。否则，当初也不至于把那么多人当做“牛派”；退一步讲，即便真是“牛派”，也并不意味着“一牛到底”呀。
老牛则是“一分为三”的忠实践行者。思谋一件事，好的、坏的、中性的，他都要想遍；裁定一个纠纷，正方、反方、第三方，他都要听全……没有“三曹会审”，是非不明；没有“三维透视”，善恶难辨；没有“三套方案”，优劣难断。
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大概也影响到他们的管理。二分法激化矛盾，“对付好人有办法，对付坏人没办法”；三分法平稳过渡，“团结好人心连心，瓦解坏人招对招”。
2002年7月，蒙牛高层到香港考察市场。
蒙牛牛奶战无不胜的法宝之一，就是“免费品尝”。香港市场也不例外。但香港毕竟是发达的国际大都市，这里的人工特别贵。一个导购员，一天至少付费300港元，差不多抵得上大陆导购员一个月的底薪。
当时，蒙牛牛奶入港才5个月，尚处在市场开辟阶段。当我们步入一个有导购员的超市的时候，只见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女孩端着一个盘子，上面盛了若干杯牛奶，还搁着一个蒙牛包装盒，邀人们免费品尝。在我们所考察的10分钟里，她一刻不停地说，不带换气地讲，积极、热情、主动、繁忙，遭到一个顾客拒绝，又毫不气馁地迎接另一位顾客，试饮率非常高……于是，我们感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香港人就是敬业，人家拿多少钱就给你干多少活，不知疲倦，毫不偷懒。
回到宾馆开会时，大家再次感慨。但老牛却说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观察结论。
他说，咱们的导购员的确没得说。但是，你们注意过没有——我特别数点了一下——这个商场里有七八个品牌的牛奶有导购员。可是，你们看到其他品牌的导购员在干什么？他们的活动甚至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香港人敬业，不是就给蒙牛一家敬业吧？难道蒙牛给导购员的钱比其他品牌高10倍？所以，特殊性只有放到普遍性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才真的有意义。这个事情的特殊性，可能有两点，一是导购员知道我们要到商场，二是这位导购员特殊。
八、实践是最大的培训
第一代秘书学官，第二代秘书学第一代秘书，第三代秘书学第二代秘书，以此类推，虽有“变异”，但“遗传”为主，总体状况必然一代不如一代……“宰相必取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对于做官来说，最大的“师傅”不是官，而是实践。
2005年4月，在老郑出事4个月后，老牛在蒙牛核心层会议上对团队成员说：我们工作这么多年，像老郑那样优秀的人，实际上真的没遇到过几个，他精明、果断、执著、投入，无论是干事业的眼光，还是培养人的胆魄，都是罕见的。老郑当时能不加干预地让我们做事，既允许成功，也宽容失败，放手让我们实践，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培养！
相信这是老牛的肺腑之言。而且老牛在人才培养上，无意间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最大的培养在实践。
2005年5月，当选全国劳模的杨文俊感言：“如果我还算一匹千里马，那就是牛根生这个伯乐相中了我。”6年以前，当牛根生大胆启用年仅32岁的杨文俊出任液体奶事业本部总经理时，许多人对这个当时全国乳业最年轻的液体奶“掌门人”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认为杨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还需要观察和磨炼，不宜一下子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但是，牛根生用一句简短的话语结束了一切争论：“使用就是最大的培养！”
治国对“实践”二字比对“榜样”一词更加敏感，而且由来已久，可谓“有准备的敏感”。为什么？实践是榜样的母亲。1997年，治国当记者的时候，专门就培养人的“实践问题”写过一篇言论，今旁逸斜出一笔，辑录于此，也算是提出一个“实践是培养人的最大法宝”吧，供同仁参考：
评秘书当官
这是笔者半个月时间里在一个旗里陆续遇到的事：到某乡采访，乡长是从旗长的秘书任上提拔的；到某局采访，局长是从旗委书记的秘书任上提拔的；到旗委采访，一个副书记的秘书据说又将走马上任主持某乡工作……
“十个秘书九个官”，似乎像“宰相家人七品官”的古例一样，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要当官，做秘书”，似乎已成许多人的共识。
秘书当官自然有其长处。当裁缝、做木匠、练把式，总得先跟着师傅学一番，当官似乎也不例外，所谓“精明的领导者总是起自干练的追随者”。秘书当官，情况比较熟，经验比较足，做官比较轻车熟路，同时，既然当初能被选为秘书，说明素质也不算差，起点比较高。这正是“秘书当官”屡验不爽的内因。
但是，“秘书当官”也有许多种不可忽视的外因。
适合的人选很多，但因为秘书与领导接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这是第一种。
秘书尽管是庸才，但整日车前马后为领导提镫抱鞍，领导赐个官以示“感谢”、“安慰”，算是“有了交代”，这是第二种。
领导扶植自己“线”上的人，立山头、搞派性，这是第三种。
领导行为不轨，作风不正，有“短”掌握在秘书手中，不得不以官封口；这是第四种。
秘书一场，最后大小得给个官，不然让秘书“白跟一场”，领导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也担心别人说自己“薄情”甚至“无能”。这是第五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但主要是这五种。
秘书不是不可以当官，但在今天，秘书当官未免太普遍了，太成风气了。其危害正在日益显露。
生物学上有个词叫“近亲繁殖”。同一物种内亲缘越相近，染色体结构就越相似，相互结对后，优点不能倍增，双方的缺点却均得到暴露和继承。“近亲结婚后代痴”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许多地方思不出位，行不超前，观念落后，方法陈旧，老套、老调调一用几年、十几年，这不能说其与秘书当官没有某种关联。古语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第一代秘书学官，第二代秘书学第一代秘书，第三代秘书学第二代秘书，以此类推，虽有“变异”，但“遗传”为主，总体状况必然一代不如一代。
“宰相必取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我们有第一线的劳动模范在，有第一线的技术能手在，有土生土长的理论家在，有摸爬滚打的实干家在。对于做官来说，最大的“师傅”不是官，而是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学的是苏联、是斯大林，毛泽东“学”的是实践。从根本上说，成长官的最肥沃的土壤不是官场，而是实践场。实践出真知。
可是，如果秘书当官成风，该提拔的提拔了，不该提拔的也提拔了，占据了领导岗位，实践中的能人就冒不出尖来，或者虽有冒尖却难成规模气候，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个很大的损失。（1997年8月写于达拉特旗，同年10月发表）
九、雪中送炭
老郑落难后，老牛往看守所里捎了一万元。老郑女儿留学，妻子薄香女向“最不应该求助”的老牛求援，结果，“最不可能帮助”的老牛等人拿出二三十万元……
古语说得好：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说不定什么时候，有恩的，有怨的，有仇的，有爱的，就会转到一起——不管当初看起来他们多么像是永无“交点”。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患难见知交，危难见真情。平时的恩家，关键时刻未必不是仇家；平时的仇家，关键时刻未必就不是恩家。
2003年伊利股份制创立10周年的时候，牛根生不请自去，不仅大出员工所料，就连老郑都意外得不知所措。
为什么不请自去？牛根生这样说：“我在伊利干了16年，在蒙牛才干了5年。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伊利，在那里流过的泪、淌过的汗、洒过的血，比在蒙牛多得多！所以，要说感情，我对伊利的感情，实际上不比对蒙牛的少。”
与许多被免职的人大骂原老板不同，牛根生始终对郑俊怀保持着尊重。郑大哥长郑大哥短，这是他恒久的语词。他甚至说：“没有郑俊怀，就没有现在这个模样的牛根生。”
2004年12月20日，郑俊怀被检察机关带走。牛根生辗转打听，得知郑被关在包头看守所里，他当即托人给老郑捎去1万块钱，并给老郑90岁的母亲1万元，给老郑妻子1万元。
郑俊怀被抓后，媒体的普遍评论是：牛根生没有落井下石。问及对郑俊怀事件的评论，牛根生对《经济参考报》的记者这样回答：“我并不是很清楚老郑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因为我离开伊利已经6年了。但通过16年的接触和共事，我自己觉得不太相信。因为在我离开伊利的时候，老郑和我有过一段对话。他说我性格比较外露、外向，年轻气盛，出去以后对我办好事业的能力、水平、操作技能等不怀疑，惟一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违规、违法。所以对于这种问题，老郑提醒我多注意，自己又怎么会不注意呢？但这6年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得而知。我想即使是伊利个别人出了点事情，也影响不到它的品牌、企业和产品。因为大企业，已经不是靠人治了，而是靠规矩和制度在进行治理。”
事实上，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一再雪中送炭。
2005年2月的一天，郑俊怀的妻子向牛根生求助：女儿留学学费不足，想借20多万元。
按理说，老郑家缺钱，最不可能的求助对象就是牛根生。在蒙牛发展的6年中，伊利制造过一个又一个难题，郑牛相争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然而，薄香女已经求了一圈人，据说过去那些曾经“亲切地摸过孩子头”的叔叔们，个个推之犹恐不及；万般无奈，才把视线转到了“那时没摸过孩子头”的牛根生身上。
牛根生当即与同样来自伊利的几位蒙牛高管人员商量，结果，牛根生、卢俊、邓九强、杨文俊、孙玉斌等人一共凑了30万元（其中，老牛出了10万元）。
当把这些钱送到薄香女手中时，这个在老郑出事后一直坚强支撑的女人，强忍了几个月的情感阀门一下子被掀开了，出声痛哭，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末了，薄香女执意为每个人打了借条。
第一章 盘古开天——蒙牛创世“三板斧”
世界上的竞争，从古到今，无非是三种资源的竞争，一是体力竞争，二是财力竞争，三是脑力竞争。如果论这三种力的关系，谁都可以统御谁，只是条件不同，三种力的地位也不同：蛮野社会，体力可以统御财力和智力；资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