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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争鸣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围绕“中国特色”这个议题所展开的讨论，对于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自我反省，思考和厘清借鉴与融合、继承与发展、古今与中外、理论与实践、求真与致用等等之间的关系，检视已有的成绩和存在的缺陷，明确努力的方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过去近20年来几代学者围绕这个议题所提供的思考和建议，厥功至伟。正因为如此，笔者将这场讨论视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一个值得回顾、总结并不断“续写”的重要篇章。
从讨论的进程看，中国学者的理论水平在逐步提高，研究的深度、广度、规范性和科学性都在不断增强。但毋庸讳言，在讨论的早期阶段，有些看法还比较粗浅，甚至难免还带有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套话、“官腔”比较多，“看上去很美”，政治上也很正确，内容却比较空泛，缺少新意。辩证地看问题自然不错，但这不能成为含糊其辞的理由，“既要”如何，“又要”如何，但重点、难点、轻重缓急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试图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却让人抓不住要领，遑论“狠抓落实”。当然，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曾经长期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与外界的联系、对国外学术状况的了解一度也非常有限。在重新起步之初，有这样一些问题也不难理解。相比之下，今天的进步不可谓不大。
但笔者也感有许多问题仍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尤其是一些与“中国化”的目的和途径有关的问题。在此姑且以几组关系为线索，做一点粗浅的评论和思考。
1、“中国问题”与“全球意识”。
讨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强调前一方面，对后者似乎缺乏充分的思考。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理论家们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具有普遍性，更多的则与有关国家自身的处境、需求有关，而非西方世界的处境和需求经常并不在西方理论家的视野之内。因此别人关注的问题有时未必就是我们应该的关注问题。“中国化”的题中之议，就是使外来理论与本土资源都服务于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个目的。65但理论家除了立足于本国的利益与需求，还必须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价值还必须与人类共同的问题、经验与价值结合起来。
这种全球意识或世界眼光，在今天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个大问题。如今我们不仅早已摆脱被动挨打的处境，更因为迅速崛起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那么，心态、抱负、气度、眼界应该是大不一样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对外部世界、外来因素似乎也无需过多心存疑虑了。但关于“中国化”问题的有些议论，似乎仍然隐含着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意识，未脱传统“中体西用”的窠臼，尽管那个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体”在今天究竟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70年前就有人指出，“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66
另一方面，崛起中的大国，意气风发自不待言，但我们的理论追求在强调自我关照的同时，可否多一点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普世情怀？我国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能否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愿望，甚至也不单凭物质力量，还需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威望。当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国民仍在为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事件喝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今日的中国人应该具有怎样的“世界观”？“我们要做怎样的大国？”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如果每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完全基于本国利益的立场来立论，那么理论之间如何进行“科学”对话？如果理论完全受控于“身份”和“立场”，岂不成了各自主观愿望的言说？国际关系不能被共同的价值、规则、法律所规范，而只是一个世界、各自表述乃至互不相容，这正是世界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学者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研发”出种种“中国制造”，还应当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全世界的学术同行一道共同参与新的世界政治文明的塑造。我们一直反对作为西方文化霸权产物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但某些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诉求，是不是也隐含着某种中西二元对立的立论模式？其实中西观念、中西思维方法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并不存在一个均质化的“西方理论”或“美国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并非是一个全面的真实概念，更非绝对的指引。“下一代”国际关系理论集群应是更广泛的人类智慧的结合，是个人价值与人类价值对国家价值的奋力超越。67
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关乎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际政治学者似乎特别忌讳正面谈论“价值”，以为这样便有忽视利益、罔顾现实之嫌。与国外同行甚至本国某些学科领域相比，对世界政治的伦理探究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近乎空白，绝非偶然。其实，正如王缉思所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处就始终有一种价值取向，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当我们自己的主流价值体系完善清晰之后，才谈得上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68梅然也指出，国际政治学是关于人类福祉和命运的学科，它绝不应缺乏一份道德关怀，而且这份关怀也不乏实际意义，有了它才可以更好地评判现实。69
王逸舟也曾提出，要研究国际社会与国际道义问题，国际社会不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它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自己的文化与价值，有独特的利益与追求。国际共同体并未根本摆脱旧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国际社会的群体价值及其道义标准；但另一方面，旧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未销声匿迹，从而使国际道义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我们以往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不太够。中国学者应更多地关注这一困惑的内涵，不仅要在理论上深入思考诸如“霸道”与“王道”，国际道义的源泉，国际社会的本质、趋势与价值基础等问题，还要联系我国对外关系实践，探讨与国际社会和国际道义相关的战略策略问题，思考中国作为不断壮大的国家，对人类和平与繁荣应当有什么新贡献，在保障本国发展的第一位需要与改造旧的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余地。70
应该看到，我们的许多理论主张，尽管不乏国际主义、人类和平、世界正义之类的宽泛议论和对现行秩序的批判，但往往流于表面化，基本上不太关心本国以外的、涉及全球事务的那些需要做出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问题，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有些学者提出要研究“权利政治”，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强调权利政治，反对强权政治，当然不能满足于简单的道德批判。国际关系的实践伦理，其核心就是面对各种道德困境时的选择问题，而这方面的认识对各国的政策取向有直接影响。因此伦理思考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面对各种具体国际问题，中国不但需要进行攸关利弊的政治权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的伦理判断。如果只讲前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何谈起？
总之，我们在看到“中国化”的必要性并为之努力的同时，仍然要谨防与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和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流背道而驰的狭隘民族主义与本土意识。
2、政策关注与科学精神。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政策取向，这与美国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讨论“中国化”问题时，人们大多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对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谈得不多。“学以致用”没什么不对，但有“学”才有“用”，政策关注与现实功用必须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学术独立，重视科学方法。理论研究如果不顾学术规范，不讲学术标准，甚至沦为政治的附庸与政策的注脚，所谓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就是一句空话，要建立“理论体系”，也是欲速则不达。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以我国的国情，照理说中国学者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当今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却主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拉美地区的某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迄今并未提出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理论。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病呢？我们在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理论建设的指导作用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把“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学问”而不是某种门面，来认真加以研究呢？
理论创新并非易事。肯尼斯•；华尔兹曾经表示，国际政治研究最令人沮丧的特点之一是，做了许多工作之后只得出一点点有解释力的成果。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感到，尽管有诸如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克劳塞维茨等知识巨人的研究，“我们今天对国际冲突的理解并不比公元前400年的修昔底德高明多少。”71这既说明理论创新之难，也说明任何理论都有局限性。
科学理论和阐释性理论，科学…实证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各有其作用范围与合理性，各擅胜长，相得益彰，本不宜厚此薄彼。但我们对后者重视不够，故需特别强调。许多学者所强调的“科学理论”标准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早有定说，只是我们过去不大在意。我们对理论的理解有时的确过于宽泛、乃至于含混。虽然不能说只有符合科学实证主义标准的东西才算理论，但用不同的方法所建立的理论，其性质与功能的确有所不同，或长于解释，或重在规范，或不过是打着理论旗号、带有很强目的性和现实政治指向的政策建议或“主张”，不能混为一谈。要紧的是对自己采用的方法、建立的理论属于何种性质有自知之明。
笔者完全同意中国的理论研究要注重本体论思考的观点。要建立自成一体的理论，当然需要有本体论的支撑，西方几大理论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本体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本体论的创新往往意味着革命性的理论变革。正因为如此，“本体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