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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一些基本思路和原则性意见具体化，如何将有关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有机地整合起来，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按照李石生先生的看法，“关键与实质在于什么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48这个判断触及一个重要问题，即理论的性质与相应的方法论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方法论的缺失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重视研究方法是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主要途径之一。49在讨论的早期，尽管很多人主张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甚至理论体系。但很少有人追究：究竟什么是理论？构建理论的方法又是什么？
如前所言，反对提“中国特色”的人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既称为理论，就应该有普遍性。这其实指的是“科学理论”，即科学哲学所界定的理论，与另一些人所说的“理论”并非一回事情。此“理论”非彼“理论”，标准不一样，沟通也就困难。由于理论的性质和功能取决于构筑理论的方法，所以这本质上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袁明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地较重直觉、经验和宏观综合而西方则重内在联系、规律和微观分析。如从历史角度来描述，中国人比较得心应手，而对于“模型”、“定量分析”等方法则感到困难。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西方研究中不少寻找规律性的、微观分析的方法是科学的，中国的宏观把握与综合归纳未必不科学。50这已经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任晓还专门针对理论研究的现状，探讨了什么是“理论”的问题，指出了对理论和理论功能的一些误解。他提出，中国学者应注重学理探求，增强解释能力，进行具有原创性的研究。51资中筠先生也多次指出，所谓理论，一是总结大量历史实践，从中找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涵盖面越广，能解释的问题越多，就越高明；二是根据这一规律多少能做点预测；三是进一步提出可以做主观努力的方向。她强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无不与实践相联系，理论脱离实际，便只能在大学里自我循环。52
理论有不同的类型，方法亦然。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强调要加强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和“科学方法”的训练。例如阎学通指出，宗教理论、哲学理论和规范性政治理论不需要证实，科学理论则要求其标准和概念可客观衡量，研究和推理过程可公开检验的，描述的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复。科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预测未来。53科学理论需要用科学方法来构建，这在程序上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他认为，在不排斥哲学理论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同时，应加强科学方法的训练和运用。54张睿壮也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方法论的落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缺陷在于：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性；缺乏对概念定义的明确化和操作化；研究问题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缺乏因果逻辑的严密性。55
在检讨方法论的同时，还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本体论思考的问题。例如袁正清认为，本体论是学科成立的前提。他通过比较建构主义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与主流理论的区别，得出结论认为，本体论的差异会影响方法论的取舍，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因此在思考方法论时需要有本体论的观照。56李义虎也就此作了专门论述。他指出，我们对方法论的重视超过了本体论。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现象。本体论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原性课题。中国人应该去阐释国际关系的“体”是什么，并进而创造自己的基本概念、话语和逻辑，只有这样才可能打破西方或美国的“话语霸权”或“文化霸权”，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57
看来，讨论正在走向深入。在厘清一些基本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寻找理论建设的突破口。哪些概念、命题有可能经过发展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成为近来众多学者思考的重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而且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
王逸舟指出，冷战结束之后，各主要国家都在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为新世纪做各种谋划及准备。只有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种范围广泛的“外交转型”中的许多具体、突出的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说才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口号。58
梁守德提出以“权利政治”为主题构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必须在国情与世情（世界形势）的集合上铸造中国国家特色。世界最大的世情是各国日益增长的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同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国情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两大主要矛盾有相似之处，主要任务相同。从这个汇合点出发，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特色创新”，应以“权利”为新视角和新主题。权利政治在冷战后已上升为主要地位。权利（人权、民族自决权、国家主权和“球权”）是人类的共同要求，是合法的权力和利益。如果说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权利政治则是理想同现实的结合，是合理合法的力量政治，因此把握“权利政治”的内容和实质是“中国化”的关键。59
秦亚青也曾指出，国际政治有“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的趋势。60梅然认为应加强对国际秩序的正义性等问题的规范性研究，这与“权利政治”也有相通之处。梅然还指出，建立“中国学派”，最重要的是独立地提出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外交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中国学者绝对有可能享有最高学术权威，在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焦点的今天，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必然会引起国际范围内的极大关注。61
要建立“中国学派”，显然必须加强对共有知识、即共同构建和承认的概念、术语和话语体系的积累。同样，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成果和研究基础，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对此，李义虎提出了一个具体构想。他认为，国际格局的概念和理论反映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理性主义逻辑，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具有“中国学派”的特征：（1）大量使用有自己特色和语境限制的现实主义概念，如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两极化，它们与时代、主题、基本矛盾、力量对比和综合国力等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派的理论范畴和特殊话语体系，尽管这更多地局限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2）我们的理论偏重于与外交政策的联系，有将外交政策理论取代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将二者混淆起来的倾向。（3）国际格局理论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特征，使之关注宏观问题而忽视微观问题。（4）国际格局理论强调格局发展的不平衡或动态平衡，这与西方现实主义把结构视为静态的观点有很大区别，如能充分挖掘可以发挥其优势。（5）国际格局理论强调基本矛盾对国际格局的决定意义，这也是西方理论所没有的。总之，我们的国际格局理论既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许多局限，如能吸收各家之长加以发展和完善，是建构“中国学派”的一个很好的视角。62
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围绕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展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根本方向，是下列三者的有机结合：一是“中国问题”、中国价值取向、中国情感甚或部分的“中国话语”；二是世界各项基本潮流和中国的健全发展方向；三是对西方理论思想的广泛学习和有选择的借鉴。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现状而言，尤其需要强调以“中国问题”为主，同时对适宜相关问题研究的各种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富有内在逻辑地、有所侧重和有所限度地兼容并蓄。在他看来，这个道理对于研究实际问题和构建理论本身都是适用的。63
秦亚青更是将能否确定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产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他在一篇题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的文章中指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派可以产生于局部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在不同社会文化中能够出现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或理论学派，但理论学派也需要符合通则性标准，不仅能够解释局部范畴的社会现象，也能解释世界范畴的国际社会现象。生成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论的核心问题。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英美理论的发展历程表明，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主导着研究议程。中国国际关系学要想产生重要的理论学派，必须建构理论的核心问题。如果理论的核心问题符合三个条件（它是独特的、具有学理意义并具有前瞻性），就有可能建立原创性的理论。按照这三个标准，他认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将这个问题理论化，就是将一个上升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大国和平社会化的过程理论化。中国是否可以和平融入，什么条件可以促成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对于中国具有什么含义等与这一核心问题有关的具体问题，应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重要部分。他认为，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中国学者日益意识到的经验性问题，但我们尚未有意识地去考虑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与学派建立的关系。有了对核心问题的自觉，才能有理论的目的性自觉，这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64
五、几点评论与思考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说围绕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已经尘埃落定。事实上，无论人们采用何种标签，无论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目标和理论途径有着怎样的歧见，都无法回避这场讨论所触及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是否应该、更重要的是如何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块学术园地里浇灌出自己所心仪、同时也为世人所欣羡的花朵，为中国的富强提供智力支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人的思想与智慧？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化”是一个永远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