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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两个着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在纳粹期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作为一个科学家，斯塔克为自己的反犹精神寻找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理由。他认为物理领域的科学家存在着分为两种完全对立的心理类型：实用主义精神和教条主义精神。他认为物理学需要的是实用主义精神，即“把目光投向现象的，目的在于判明主宰着已知现象的规律并且发现还没有发现的新现象和物体。”他特别反对教条主义精神。他认为“教条主义的出发点主要是他们对从自己头脑产生出来的观念或者对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下的专断定义，赋予这些符号以概括的和物理学上的意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都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产物，因为相对论是以时空坐标或者微分的专断定义为根据的，而薛定谔则通过物理数学奇巧的手法得出一个微分方程作为物理学的结果，然后薛定谔和他的支持者（玻恩、约尔丹、海森堡、索末菲）一起去寻找方程式中出现的函数的教条主义的物理学意义。斯塔克认为从伽利略和牛顿算起的当代物理学先驱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尤其是日耳曼人，实用主义精神最常见于日耳曼人，而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都是犹太人的后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施塔克拒不接受现代物理学，与主流科学背道而驰，结果也被当代科学共同体所抛弃，导致德国6所大学都不给他研究职位。他把方法论的差异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把报复心理与政治手段结合起来，一步一步走向了反对科学的极端。
勒纳德是一个深受德国战败影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儿子也在战场上死亡，战后通货膨胀使他的全部积蓄丧失殆尽，这可能是勒纳德从一个天才的实验物理学家转变成一个偏执的怪人的外因，而对英国的敌视和对爱因斯坦的嫉妒则是这种转变的内因。勒纳德在设备方面帮助过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他认为这种设备上的帮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还认为J。J。汤姆逊应用过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些猜疑使他对英国科学家充满敌视。勒纳德在研究光电效应时提出过“触发假说”，后来被爱因斯坦的量子假说所取代，爱因斯坦因此获得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的成名对于他自己在科学界的声望构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勒纳德产生了病态的嫉妒心。
6、几点启示
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科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和政治都是社会大系统中发生的社会现象。科学与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科学属生产力范畴，是人、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工具；政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通过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政策法令、政党和政府的各种活动，处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和进行军事斗争等体现出来的一种无形力量。现代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政治需要科学，科学也要依靠政治。在政治上关心科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出自实践需要，有的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也有的出于威望上的考虑。科学发展朝大科学方向发展，需要的经费与人力越来越多，也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科学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影响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使得科学必须服从国家目标（特别是军事的与经济的），必然要受到政治的干预。
科学与政治的过密结合会出现一些令人担心的情况。例如，科学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往往会危及科学的这种自主性；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可能使科学建制官僚科层化，从而破坏科学体系特有的运行机制；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有可能使科学家成为权力的附属品。社会政治势力轻视科学或把科学置于过多的政治控制之下，把科学变成了政治运动，剥夺科学应有的自主性，破坏科学运行的道德秩序，肯定要付出科学停滞和退步的沉重代价。
科学上的民族主义也不能与科学的普遍主义相背离。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是凝聚个人为本民族统一和强盛共同奋斗的精神动力，因此它也能够加快一个国家的科学进步过程。但是民族主义走道极端，就会造成思想的狭隘和盲目的自尊。科学上的普遍主义要求科学家尊重客观的科学规律，不以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等作为科学真理的判断标准。在德国，科学与民族主义的结盟也加快了科学体制化的进程，促进了德国科学的发展。但是，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加剧了民族主义情感，希特勒上台后把民族主义推向了高潮，试图以所谓的“雅利安科学”作为科学标准，民族主义成了德国科学进步的严重障碍。
纳粹德国由于改变了那些对于科学进步最为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大大地削弱了他们自己，这不仅是造成纳粹在军事科学竞争中的失败和整个战争中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也导致了科学中心由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注：
1、本文关于德国科学家行为的基本事实主要参考了Alan D。Beyerchen着《Scientists under Hit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一书。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五篇 不同时期的科学家
第29章 美国曼哈顿工程时的科学家
鉴于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我签署了一封有西拉德起草给总统的信。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当初我同西拉德一样，就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因为我对各国政府的不信任，不仅限于对德国政府。很遗憾，我没有参与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警告。这一荣誉应当归功于詹姆斯·弗朗克。要是他们听了他的话，那就好了。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三卷》
历史记录着人类的成功与失败，更重要的是它教会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曼哈顿工程就是一个例子。曼哈顿工程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突破，也是一个为生命、死亡和革命的疯狂的竞赛。曼哈顿工程让人类揭开了原子的神奇之谜，也把最具破坏力的武器介绍给了人类。直到现在，50多年过去后核武器仍然成为人类特别是置身其中的科学家们辩论不清的话题。
在讨论曼哈顿工程时，人们面临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制造原子弹意味着科学家寻求新发现的好奇心和改变历史的动力得到满足，科学家深入到了原子的内部结构，找到了令人着迷的美；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如何应用科学伦理来决定是否或者应不应该参与原子弹制造，巨大能量的释放也意味着巨大破坏力的诞生，科学家们因为无力左右这些破坏能量的行踪而不安、后怕。
1、科学进入大科学时代
历史上的科学，曾经以个体小规模研究为基本特征，特别是基础研究尤为突出。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化的集团研究。相对而言，大科学是解决复杂大问题、进行大规模研究的科学，典型的大科学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和多国参加的人类基因计划；小科学则是个体小规模的科学传统世纪中的科学。
大科学主要表现为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和研究目标宏大。根据大型实验装置和项目目标的特点，大科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需要巨额投资建设、运行和维护大型研究设施的“工程式”大科学研究，如国际空间站计划、欧洲核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包括预研、建设、运行、维护等一系列研究活动；第二类是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大规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通常围绕一个总体研究目标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有分工有协作相对分散开展研究，如人类基因图谱研究、全球变化研究等。
大科学和小科学具有很大的区别。小科学时代的科研活动特点是：研究对象为自然界；使用的仪器是“单参数”仪器；科研的目的是增长人类知识；采用的方法多半是分析方法；思想方法是机械决定论；习惯于个人自由研究；动力来源于个人奋斗；选题根据个人兴趣；经费为个人资助，等等。大科学时代的科研活动特点是：研究对象为自然、社会和人；使用的仪器是以“二次仪器”为中心的仪器系统；科研的目的包括人类知识的增长和这些知识的开发应用；采用的方法为系统方法；思想方法往往是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喜欢协作研究；选题来自于社会特别是经济部门的要求；经费为国家、企业等资助，等等。
2、德国、苏联和日本的原子弹制造
1939年，德国先召开了研制“铀设备”的会议，后是成立了“德国铀协会”和“德国原子俱乐部”，设立了在帝国研究委员会领导之下的核研究机构。1940年，德国军方调集了德国当时世界着名的科学家制订了一份核研究的详细计划。参与这个计划的科学家包括获得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量子力学专家海森堡、着名物理学家布格雷博士和在分离同位素领域有极深造诣的哈塔克教授和格罗斯教授等人。一般人认为，以当时德国的工业实力、科技水平、获得原料的能力，制造原子弹应该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后来，尽管德国实施了一系列制造原子弹的试验，但是最终没能制造出原子弹。
德国未能之制造出原子弹大概有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缺乏有才干的物理学家，因为他们都被希特勒驱逐出境了。因为原子弹制造是个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少数科学家是不行的。第二是纳粹分子对军事方面的科研组织得不好，同时纳粹政府对科研工作的意义也缺乏了解。第三是实验室缺乏进行这种复杂研究工作用的必要的设备。最后一个原因是，在德国从事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并不希望获得成功。他们因此有的消极怠工，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来克服各种障碍以加速制造原子弹的进程；有的干脆破坏原子弹的制造计划。例如，石墨和重水是原子弹制造的两种重要材料，而负责石墨加工的科学家埃尔温·施密特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战士，他用非常巧妙的办法使使生产出来的石墨含有硫、二氧化硫和钙等杂质，导致布雷格在使用含有杂质的石墨进行实验时屡试屡败；负责重水生产的工厂遭到了英军的轰炸。
苏联的原子弹研究起步很早，在30年代初期就建立了 3个核研究中心，但真正进入对原子弹的研制，则是在纳粹德国之后。1938年，斯大林在得知德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后，立即决定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争取4年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苏联人的决心极大，态度也极为坚决，先是成立了“铀研究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后是将在大清洗中入狱的科学家放出来，全力进行研究工作。但由于当时苏联还没有发现铀矿，虽然列宁格勒的原子研究所已经论证出在快中子的持续链式反应中，只要几公斤的铀就可以实现核爆炸，而苏联人却只能进行理论研究，连原子弹反应堆也未建造。后来，由于苏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