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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1908年出生于匈牙利，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莱比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多所学校接受高等教育。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氢核离子的，对现在普遍接受的分子轨道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帮助。1931～1933年在戈廷根大学教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离开德国。在丹麦和伦敦逗留过一段时间后，1935年侨居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26岁就当上了理论物理教授，与另一名颇具天才的科学家伽莫夫一起共事。他们一起建立了区分辐射衰变中亚原子逃离原子核的路径的新规则。受到玻尔1939年关于由原子裂变报告的震撼，在罗斯福总统号召科学家行动起来抵制纳粹的演讲的鼓舞下，特勒决定把注意力转移到发展核武器上。1941年特勒取得了美国国籍，参加了芝加哥大学费米小组链式反应实验。随后又接受奥本海默的邀请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原子弹方面的理论研究。1943年他成为奥本海默招募到的在洛斯·阿拉莫斯理论物理部从事原子弹的研制的首批科学家之一。尽管他的任务是研究核裂变，特勒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认为威力更大的氢的热核聚变上。战争结束后他就要求美国政府把核武器的发展转移到氢弹上了。
如果说，在制造原子弹过程中，特勒只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在设计制造氢弹时他已经是一个集科学与政治于一身的人物了。在科学领域之外，特勒被称为是“氢弹之父”。这主要不是因为他在氢弹理论方面的贡献（在这方面贡献更多的可能要算他的同事乌拉姆），而是在倡导和组织研制氢弹的贡献，在面对怀疑甚至敌对时表现出的坚定对氢弹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多数科学家厌倦了紧张而不自由的生活，同时对原子弹对人类产生的巨大危害普遍有一种最恶感，因此他们极力反对核武器的制造，纷纷回到大学校园从事纯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当时军界和政治界那些不懂的科学的人过于乐观，认为美国的核技术水平可以维持20年，因此他们也没有紧迫感。虽然也象其他科学家一样，特勒1946年接受了在芝加哥大学和研究所的职位，但不久又回到了洛斯·阿拉莫斯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顾问。
特勒从事氢弹研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纯科学的目的，研究氢弹对知识的追求和人类能力的扩展都是有价值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科学家已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不能因为一些人的反对而放弃研究。一是担心苏联会在军事技术超过美国。特勒的反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来自于几个方面的经历。11岁时他就对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没有好感，但那时还说不上反对。离开匈牙利到德国求学时，他常和两个亲密的朋友交谈政治。一个是卡尔·弗里德利克·冯·魏泽克尔（是后来成为西德总统的魏泽克尔的哥哥），最坚决的反对共产主义者；另一个是苏联优秀的物理学家朗道，一个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仰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政府是极端可笑的。不幸的是，后来朗道却被苏联共产党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逮捕入狱。此时，特勒真正开始憎恨和不信任苏联了。
因此，特勒成了少数呼吁美国继续进行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专有局面维持不了多久。1949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他首先战胜了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一大批资深科学家组成的原子弹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对制造氢弹的阻挠，取得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支持。他几经周折，建立了第二实验室—利弗莫尔实验室，积聚了一大批有才华的科学家，开始了氢弹的研制工作。1952年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苏联在美国氢弹爆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爆炸了一颗可运载的火箭，实际上在技术已经超过美国。在政治上，特勒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正确判断导致他的符合美国国家安全需要的行动。
特勒的另一个受人非议的行为，是在1954年奥本海默忠诚问题的听政会上做了对奥本海默不利的证词：“如果共和国的事务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个人认为会更加安全”。听证会结束，奥本海默在国防科学方面走到了尽头。尽管奥本海默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原因很多，特勒的证词更不是奥本海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但多数核物理学家还是认为特勒背叛了奥本海默而无法原谅他。
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特勒在60年代把大部分时间化在了促使美国在核武器水平领先苏联的活动之中。他反对1963年核试验禁止条约。70年代特勒是核武器政策的资深的政府顾问。80年代他对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系统有很多影响。
5、萨哈罗夫：持不同政见的苏联氢弹之父
在科学界之内，萨哈罗夫是一个典型的物理学家，在氢的冷聚变热核反应、宇宙射线研究和基本粒子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生于1921年的莫斯科，194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二战结束后到莫斯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他的导师是1958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I。Y。Tamm；1895…1971）。1948年，在结束了学位论文答辩后，萨哈罗夫开始参与苏联核武器工程计划，过了不久就成了整个工程的首席理论家，他被称为苏联的“氢弹之父”。1953年苏联爆炸了氢弹，也就在这一年还不到32岁的萨哈罗夫就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成为苏联最年轻的院士。
从1957年起，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关心他的工作造成的社会后果。他认识到，大气中的核试验因其放射性元素而污染环境，这些放射性元素能引起癌症，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1958年他第一次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取消当年的大气层核试验计划，遭到政府拒绝。1961年和1962年，他又两次上书赫鲁晓夫，建议停止大气层核试验，未获成功。从此，他更加热心于社会活动，逐渐从一个仅仅是反对进一步搞核试验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对苏联的制度和内外政策有一整套不同见解的持不同政见者。
1968年，他完成了《进步、共处与知识分子的自由》一书，呼吁苏美停止军备竞赛，实行真正的共处合作，并要求在苏联实行言论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改革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此书在欧美出版，广为发行，被称作是他的第一篇宣言。
1970年，他和其他两位学者给苏联政府领导以长信方式，进一步表达了对苏联内外政策的不同主张，即被称作第二篇宣言。1970年年末，他和其他两人宣布成立“人权委员会”。1971年，他又两次上书勃列日涅夫，继续要求实行民主化、自由化和非军事化，重申了他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1973年，他开始受到苏联当局的公开批判和谴责，并被取消了他的社会主义英雄称号和国家发给他的一切嘉奖。
1975年萨哈罗夫因为“扞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拒绝他出境领奖。1980年，苏联出军阿富汗，他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萨哈罗夫的处境得到了改善。
6、罗特布拉特：曼哈顿工程的辞职者
199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波兰出生的英国籍物理学家罗特布拉特。罗特布拉特1908年出生于波兰华沙，1932年从波兰自由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华沙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1937年成为该校原子物理研究所的助理所长，1939年到利物浦大学在查德威克指导下研究原子爆炸的可行性，随后跟随查德威克参加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1945～1949年，罗特布拉特是利物浦大学核物理研究的负责人。1950年、1953年他分别获得利物浦大学的哲学博士和伦敦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罗特布拉特参加曼哈顿工程的想法是只有美国的原子弹才能阻止希特勒使用原子弹。但是到了1944年底，当他得知德国已经发起了原子弹研制时，也立即辞职回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他是唯一的一位在原子弹爆炸前就辞职的科学家。
罗特布拉特思想最大的转变来自于美国成功地把原子弹投放到了广岛，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首先，对科学滥用的憎恨导致了他的科学研究方向的急剧改变。他希望自己的科研能够直接有益于人类。在后来的科学生涯中，他的学术研究转向了物理学的医疗应用。其次，罗特布拉特意识到了一种恐惧，那就是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将引起核武器的军事竞赛并由此产生对人类的可怕的威胁，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来警醒公众特别是科学共同体新的危险。
1946年罗特布拉特和其他科学家共同成立了原子能科学家协会，1947年组织了“原子火车”，是世界上第一个倡导核能的和平利用反对军事应用的大型展览。罗特布拉特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11个签名人之一。这个宣言呼吁科学家对原子能的正当应用采取行动。1957年，在罗特布拉特的组织下，第一次普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召开，罗特布拉特担任秘书长。在冷战时期，普格沃什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军备竞赛，防止世界核战争的爆发。在罗特布拉特40多年不知疲倦地领导下，普格沃什领导了世界上的反对核武器运动，成为最重要的禁止核试验和倡导核裁军的非政府组织之一。
罗特布拉特的活动不仅仅局限在普格沃什，他时刻唤醒民众和科学共同体人类面临着核战争的危险。他是众多和平运动的组织者（如1958年英国核裁军运动），也曾担任很多和平组织的成员（如担任1986年联合国和平年的顾问）。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四篇 不同类型的科学家（下）
第24章 行政型科学家
在威格纳（Eugene Wigner）担任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科研主任之后不久，就要求我担任他的个人助手。我当时没有同意，因为我刚过30岁，还不打算放弃科学研究事业。但几个月后，当他要求我担任物理研究室主任时，我却接受了。因为我认为在管理一个小小的物理室主任的同时，还可以继续从事核链式反应理论的研究工作。然而，在研究室主任于整个国家实验室治安，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因此，当我33岁时，我变成了一个全时的科学管理工作者。 ——温伯格《第一核纪元》
科尔兄弟认为，除了做出伟大发现的科学家之外，科学精英的另一个群体是科学管理者，尽管他们没有哪些依靠杰出的发现而进入精英的人所具有的声望，但是管理者在科学界占据着重要的影响。而科学史常常把他们忘记了＇1＇。科尔把这些人称为创业的科学家。他们可以促使大规模的项目付诸实施，并且监督它的完成。管理精英也充当许多政府控制的资源的“把关者”。他们确定授予研究资金的标准，通过挑选那些符合标准的人，他们因此成为确定科学注意力的中心的重要力量。
按管理领域的大小，对科学活动的管理可以分为课题组管理、研究室管理、大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实验室和研究所）管理以及国家科技政策管理等。简单地，我们可以把具体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