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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一篇 科学与科学活动的运行
第7章 国家科技政策与科技体制
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在意识形态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象。 ——波普尔
过去的科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个体科学家的无偿的、自由的探索正在让位于国家、企业或者社会资助的项目研究，依靠简陋设备和仪器进行的低成本的研究正在让位于更复杂、更昂贵的大科学研究，单个科学家的独立研究正在让位于网络化、全球化的协作研究。因此，一个科学家必然要关注国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体制，以便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课题经费，并在适宜的体制下创造出科研成果。
1、国家与科学家的互动关系
索林根（Etel Solingen）通过结构分析和实证描述，给出了关于国家与科学家的互动关系4种典型模型＇1＇。从模型1到模型4，科学家的自治程度与他们承担的义务性责任的比值逐渐减少。每一个模型中，科学的精神与政治体制的精神存在着不同尺度的张力。
模型1为“幸福的融合”（happy convergence），假定国家结构与科学家的兴趣和动机达到高度的一致。科学家不仅被提供了探索的内在的自由，也有通过激励系统（公共性质的和私人性质的）和知识产权认可而流动的自由。尽管这种模型会给基础研究带来一些弊端，但这种弊端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解决。科学家的互动关系发生在有竞争性基金组织、斗争性政治团体存在的多元化的、分散的环境。高度的开放带来科学的相互关联：国内、国际、私人与科学家共同投资也共同分享科学研究。这一模型的典型是美国、法国、德国等。
模型2 反映了国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潜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于国内控制系统或者国际互动约束方面的中等程度的不满意，科学共同体用“被动的抵触”（passive resistance）来回应这种张力。与政府部门尤其是军事部门签订的科学合同条款减低了科学的自治和与国际同行交流的自由，不过从科学探索的观点来看，这种程度是科学家能够承受的。国家控制和资助大部分科学研究，主要用于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军事研究，而不是为促进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研究。由于科研经费的到了保证，科学家不用到处筹措经费，特别是与企业打交道。科学共同体在一个相对自治的环境下工作，使得他们对军事研究并不特别反感。这一模型的典型是原苏联的列宁、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领导时期和德国纳粹时期。
模型3为“仪式的对抗”（ritual confrontations）。一方面，一部分科学共同体中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日常的抱怨和不平；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中也对科学家存在着敌意。科学家的行为受到政府的较为严格控制，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与国外的同行之间的交流很少，科学家的发现的优先权得不到保护。科学研究的规划（即使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取决于国际安全与经济地区的需要。在非多元化政治的国家里，特别是出于国家外部安全的考虑，科学探索就受到政治气候的高度限制。这种关系在一些独裁的工业化国家存在。
当仪式的对抗发展到更加极端的仇视的形式，则导致了模型4—“致命的遭遇”（deadly encounters）。在这个模型中，政治义务完全代替了科学的自治。“保卫政权”成为科学实践的标准，理论研究被称为是“反社会的”。尤其严重的是，科学家成了迫害和清除的特别目标，通过逮捕入狱或者是强迫流放等残酷手段致使一代科学家的消失和整个科学学科的衰落。这种关系的典型案例是原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时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一些军事化的发展中国家。
这4种典型模型在现实中同时并存，在一个国家里不同的时期也发生转变。如美国的原子弹工程、氢弹工程就破坏了“幸福的融合”，斯大林时代后期苏联 “被动的抵触” 暂时取代了“致命的遭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学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国家科技政策
在一个国家内，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路线和国家建设任务在科学领域内采取的行动和规定的行动准则，称为国家科技政策，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科技资源（科研人员、科研投入、科技装备、信息资源等）配置、科技成果评价与应用、科技体制（组织结构及相应的管理制度）改革、国际科技交流及其相应的国家法律、部门法规、各种条例。
科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选择。科学选择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确定优先领域，对科学研究活动未来的发展进行干预和调控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优先领域的研究，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有限的科技投入能够获得最大的知识和技术的回报。科学选择是必要的，这是因为：①各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主导学科即带头学科。在这一时期，选择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或研究领域给与重点支持，能够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学事业的繁荣；②科学发展从小科学走向大科学时代，科学已经使自己变成了一个需要巨额经济支持的庞大的结构体系。科研经费的需求和科研队伍的需求不断加大与资源的有限成为一对矛盾，政府、科学家都要对研究领域做出取舍的判断；③科学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国家和国际合作的水平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基础研究是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科研活动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国家需要在哪些领域增加投资以保持领先地位、在哪些领域跟进先进发达国家、在哪些领域利用他国的发现和发明等，是科学选择必须回答的问题。
例如，美国科学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在科学领域中广泛投资，把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投向大学，并将教育和研究相结合。美国技术政策的主要特点是：着眼于未来，适应全球竞争环境，以提高整体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于关键技术的创新。
3、科技体制与管理制度
因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家的合作，需要众多研究者和科学家集体集中力量来解决重大的科学问题。科学研究者活动的集体性，成为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为了提高科研效率、改进科研管理，要求探索科研组织和管理的最佳形式。科技体制包括科研组织结构和科研管理制度两部分。
科研组织结构是指科研力量（人财物手段）分配的格式或布局，静态结构反映分配的数量比例关系，动态结构反映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反馈。
按照所有制和经费来源的不同，一个国家的全部科研组织可以划分为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非营利科研机构组成。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如有些国家的国家实验室往往由企业、高校或非营利机构代管，称之为国有承包经营实验室；政府科研机构也负责有限范围内的管理活动，向其它科研机构委托部分科研项目。
通过比较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和非营利科研机构的不同，国家就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上区别对待这些科研机构。综合各种科研机构的特点，可以归纳出非营利科研机构与国立科研机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的区别（见表1）。
表1 不同科研机构的区别
政府科研机构
企业科研机构（技术开发中心）
高校科研机构
非营利科研机构
经费来源
几乎全部R&D经费来源于政府
20％左右的R&D经费来自于政府，其余来自于企业销售收入和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
60％的R&D经费来源于政府，其余主要来自于学校资金和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
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
主要职能
从事政府需要的、特定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
主要从事为企业赢利服务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
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
主要从事公益性研究和技术、咨询服务
人事管理
接受政府管理，采用和政府公务员基本相同的人事和分配制度。
接受企业管理，采取与企业员工基本相同的人事和分配制度。
接受大学管理，采取与大学教师基本相同的人事和分配制度。
接受由多种人员构成的理事会管理。工资普遍低于政府公务员和企业员工，通过其它补偿完成。
财务管理
向政府提供年度科研预算，或由政府直接拨付项目资金
向企业提供年度科研预算，或由企业按销售额比例直接拨付项目资金
申请政府资助项目、校内项目，承接各类合同项目
申请政府资助、募集捐赠，按现有资金状况安排研究项目
财政政策
属于政府机构，享受免税待遇
享受企业相关扶持政策
享受国家对大学的相关政策
独立的税收优惠政策
科研管理制度则规定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与社会其他形态的相互关系，以及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中的侧重点。其范围包括科研享有多大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对科学进行管理；用什么方式管理；科技与政治经济程度的相关程度。
一个国家的科技管理制度对其社会的科学能力影响极大，或者削弱、窒息、扼杀社会的科学能力；或者对社会的科学能力起发酵、催化、放大的作用。
科技的发展对管理体制提出了双向要求：既要保证小科学的充分自治，又要对大科学项目实行控制和管理。
让科学充分自治的理由是：因为科学劳动的重要特点是创造性，让科学家沿着自己的科学思想的自然发展进行研究是取得成功的保证；科学前进的内在动力是对科学的热爱、兴趣和求知欲；由于科学劳动的探索性特点，学术交流、学术竞争和人员流动史科学繁荣的生命；科学发展中外部的粗暴干预曾造成不少的严重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让科学充分自治，就会导致自由科技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科研前进来自内部的指令，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学术领导、同行评议起控制和决定作用；其特点是柔，对应分散的结构。优点是科技潜力容易发挥，调节灵活；有充分的流动和竞争；缺点：经费、重大的科研手段和条件依赖外部供应；大项目研究依赖国家组织和科学管理系统的配合。这种自由科技体制又称为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