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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过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 ）认为，我们可以设想原子弹作为军事力量的三种不同的、与时间由某种关联的方式。第一种是用来摧毁工厂和杀戮平民的工具，这是战略武器的极端形式；第二种是把原子弹用于军事目标，它能否被使用取决于战略的考虑。第三种是成为战争的威慑力量，导致没有战争的局面。但是究竟这三种用法哪一种会发生，都不完全取决于科学家，而且也不仅仅是原子弹问题，还涉及到国家问题、公众问题＇4＇。
还有，在道义上，很多科学家认为军事研究如果从防卫的角度出发则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道德的，也就是说科学家相信“防卫就是正义”。科学家向其他人一样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里，因此对武器防卫持普遍赞成的态度，尤其是当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即使是潜在的或者由政治家宣称的）需要维护时。当然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战争战略中的进攻与防御和战争性质的罪恶与正义并不完全等同，防卫与进攻是相对的，当防卫的力量增大到一定限度时就变成了进攻的力量。爱因斯坦、西拉德敦促美国政府进行原子弹制造的出发点就是防卫，最后却用于日本，而当时政府已经知道了日本尚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而且，在和平时代，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军事科学研究都是在防卫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可能掩盖了政府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实质。
5、两个典型案例：哈伯的毒气与米勒的DDT
1）极端的爱国精神驱使的哈伯。
德国犹太科学家哈伯（F。Haber；1868…1934）一生从事化学研究，曾在1906年发明了氨的合成法，1908年又发明了合成氨的催化剂，为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使人类摆脱了农业肥料只能使用天然氮肥的困难局面。哈伯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
1906年哈伯成为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化学教授， 1911年改任在柏林近郊的威廉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柏林大学教授。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民族沙文主义所煽起的盲目的爱国热情将哈伯深深地卷入故争的漩涡。他所领导的实验室成了为战争服务的重要军事机构：哈伯承担了战争所需的材料的供应和研制工作，特别在研制战争毒气方面。他曾错误地认为，毒气进攻乃是一种结束战争、缩短战争时间的好办法，从而担任了大战中德国施行毒气战的科学负责人。哈伯明知他的研究结果已经被直接用于战争，但一种偏狭的爱国热情战胜了科学家的道德良知，在遭到妻子等多人的斥责后仍然不遗余力地潜心研究威力更大的新型毒气弹，他的妻子因为对丈夫行为的负罪感而自杀。
根据哈伯的建议， 1915年1月德军把装有氯气的钢瓶放在阵地前沿施放，借助风力把氯气吹向敌阵。第一次野外试验获得成功。该年4月22日在德军发动的伊普雷战役中，在6公里宽的前沿阵地上，在5分钟内德军施放了180吨氯气，约一人高的黄绿色毒气借着风势沿地面冲向英法阵地，进入战壕并滞留下来。这股毒浪使英法军队感到鼻腔、咽喉的疼痛，随后有些人窒息而死。这样英法士兵被吓得惊慌失措，四散奔逃。据估计，英法军队约有15000人中毒。这是军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毒剂的现代化学战的开始。此后，交战的双方都使用毒气，而且毒气的品种有了新的发展。毒气所造成的伤亡，连德国当局都没有估计到。使用毒气进行化学战，在欧洲各国遭到人民的一致谴责。科学家们更是指责这种不人道的行径。一战结束后，哈伯曾一度被列入战争罪犯的名单中，1918年哈伯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更是引起了英法等国的强烈抗议。哈伯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动，战争结束不久，他害怕被当作战犯而逃到乡下约半年。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而告终。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哈伯曾设计了一种从海水中提取黄金的方案，希望能借此来支付协约国要求的战争赔款。此后，通过对战争的反省，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1933年哈伯因为希特勒上台后的反对犹太科学家的纳粹政策而离开了德国，1934年在瑞士逝世。
2）未能预测到后果的米勒。
20世纪40年代之前，当大面积虫害困扰农业生产时，人们曾经几乎束手无策，蝗虫、螟虫等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大敌。瑞士化学家米勒（P。H。Muller；1899…1965）于1939年首次将DDT制成用以防治棉铃虫、蚊、蝇等的杀虫剂，并申请了专利。1942年正式投放市场。这种杀虫剂能够独死活者扑灭危害作物、果树、树木、仓储和环境中的昆虫等。
从40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广泛使用DDT。首先，这项发明贝立即用于战争，为预防昆虫传播的虫媒传染疾病尤其是用于控制疟疾和伤寒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千万参战的军人免受了疾病的侵扰。接着，DDT被广泛用于农业。因为消除了病虫害，农业大幅度增收，50年代末全世界大约有500万人因此免于饿死。
米勒因为第一个合成了高效有机杀虫剂DDT，并广泛用于农业、畜牧业、林业和卫生保健事业，获得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令米勒始料未及的是，DDT的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首先，昆虫体内产生了强大的耐药性，导致用量大幅度增加；第二，稳定高效曾被认为是优秀杀虫剂的一个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导致农药残留，残留的农药进入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后浓度增加产生毒性，结果是包括人在内的食物链动植物又受到了污染，大量动植物以及人类本身因此而死亡。
1973年1月1日，美国正式禁止使用DDT，中国也于1983年正式禁止使用。
5、科技伦理的理想原则：五个统一
从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现代科学家对于因科技成果应用而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不应该回避而且也不可能回避，而应该采取积极影响和干预的态度，以保证科学成果的应用。
实际上，伦理行为包括手段和目的的“利己”与“害己”或者“利他”与“害他”的选择＇5＇。对科学而言，所谓“利己”就是有利于科学、科学共同体的生存发展，所谓“利他”就是有利于科学以外的自然、国家政权、经济或者文化以及或它们关联的人类的发展。对科学家而，所谓“利己”就是有利于科学家自身及其研究课题、研究领域的生存和发展，所谓“利他”有利于科学家自身之外的科学领域、科学共同体以及相关联的社会环境的发展。
无论从手段还是目的来看，科学和科学家都应该坚持“利己”和“利他”的和谐统一。因此，我们设想一个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应该遵循以下科技伦理的5项理想原则，尽管坚持这些原则是非常困难的。
1）利益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利益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研究首先是为人类谋福利的，把人类的利益作为评价和选择科技活动的准则。而这里的利益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全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人道主义原则要求任何科学研究要尊重、维护人的健康和生命，至少不危及和损害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安全。当利益主义与人道主义发生冲突时，科学家的选择是坚持不伤害原则：对明显的危及人道的科学问题不参与，对隐含的伦理问题提出警示。
2）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人本主义要求科学研究首先以人为中心进行，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人类生存的目的主要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自然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研究把自然界的生物和人类等同对待，把人类的“善”、“尊重”和“公正”等基本伦理原则扩大到生物界，主张重新确定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当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必须坚持适度和谐原则：在保证人类生存的前提下，科学家必须提出相应的技术措施，尽量减少对自然界的生物的破坏，对遭受破坏的生物进行及时的保护。
3）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一国科学家的基本素质。爱国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研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国际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当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一致时，科学家能够坦然从事科学研究。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必须做出选择：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尤其是发达国家不能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强国不能以牺牲弱国的利益为代价。
4）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统一。科技伦理要正确反映和体现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要承认个体的意义与价值，充分尊重个体的利益和权利，特别是个体生命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必须肯定集体的意义与价值，坚决维护集体的利益和权利。要因时因地地估量各种具体情况，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尽量使二者能够兼顾。科技伦理强调和坚持的是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原则，既包括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时的多数人，也包括当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少数服从多数的那些多数人。
5）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的统一。 现实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人类目前的现状出发，首先是解决现实问题，未来主义要求科学研究要照顾到未来。现实主者义把人类目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未来主义则强调这一代人应当关注下一代人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当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应该要坚持及时后补救原则：以现实的人类生存为第一要义，同时对破坏未来的种种后果提出预先的警示，并及时提供采取补救措施的技术路线。
注：
1、除特别注明书名外，各章的篇头语都转引自宋建林主编的《智慧的灵光—世界科学名家传世精品》一书，改革出版社，1999年。
2、例如，伦理涉及到人和自然，而道德只是涉及到人，也就是说伦理是一个包含道德、先于道德而存在的大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伦理、太空伦理，但不能说生态道德、太空道德。
3、转引自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P199。
4、奥本海默着，胡新和译，《真知灼见——奥本海默自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p179。
5、王海明在《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一书中把人的伦理行为根据手段和目的的利己、利他、害己、害他划分为16大类型：完全利己、为己利他、害己以利他、损人利己、为他利己、完全利他、自我牺牲、害他以利己、利己以害己、利他以害己、害人以害己、利己以害他、利他以害他、害己以害他、完全害他。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一篇 科学与科学活动的运行
第7章 国家科技政策与科技体制
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