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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社会学分析，没有科学家生来就是越轨者，而是社会环境通过多种方式造成了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在现代，科学的体制化、科学家角色职业化，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学活动的惟一要求，功利性已开始成为科学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由于科学内部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奖励系统实现的，谋求独创性的成果，争取社会承认，自然会成为科学家行为内在的激励因素。一些科学家有了对社会承认的强烈渴望以后，就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研究，走捷径成为一种选择。
科学活动提出了作为普遍欲求的目标（科学家成功的最重要标志是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如发表科学论文）或社会认可的手段（同行评议）。但是在科学快速变化和科学界的分层中不平等广泛存在的环境里，属于某些层次的科学家可能很难有机会通过合法的途径去实现成功目标。科层结构和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了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
例如，现行制度鼓励研究人员更多地发表论文，以便丰富他们的成就。当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决定科学家的一切时（项目的申请、职位的升迁、同行的认可），就要求科学家多发表论文，致使科学家心理压力普遍较大，只能采取一系列手段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如化整为零、交费发表甚至伪造、剽窃。现代科学活动鼓励科学家对优先权、发明权的竞争，有时这种竞争被上升到组织行为甚至国家行为，因此会导致科学家为了抢时间把很多不成熟的实验结果发表。
又如，在同行评议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被默顿称为马太效应的现象。马太效应是指“有名望的科学家的贡献被给予了过高的赞扬，相对不知名的科学家虽然做出了相近的科学贡献却只能得到低得多的承认。”马太效应的具体表现有：①把过去的成绩累计起来，形成一种优势，并影响以后的评价。②人们倾向于引证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或领域具有影响的工作，但同时也倾向于引证那些经常可见的科学家的工作。因此，容易引证的人被更多人引证，不容易引证得更不容易引证。③当一个人的杰出成绩得到承认后，人们可能会追溯并重新评价其早期工作。④承认和奖励的分配有利于那些名牌机构的科学家，而那些在声望较低、处于边缘地区的机构利的科学家则很难得到适当的承认。⑤，新的科学家需要逐步进入权威和名流集团之中，然后被承认。⑥科学界分层结构中流动是单向的，科学家只有升迁不可降格。
马太效应在很多情况下对科学发展具有不利的影响，使得很多具有才华的科学家被压制、埋没。当科学家体会到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压抑，他们或者忍受着痛苦继续坚持不懈地努力，这种行为为社会所鼓励和赞扬；他们或者会失去对这些目标的兴趣，不再从事科学事业；或者失去通过合法途径达到成功目标的兴趣，转而产生用越轨的方法去获取成功的动机。如果科学组织对科学家的越轨冲动和诱惑未能加以充分的内在控制或外在控制，越轨行为就会产生。
科学竞争的加剧也是导致越轨的原因之一。进入现代科学以来，随着科学家人数的急剧增加和资源的相对稀缺，加大了科学共同体的竞争。过度的竞争有好处，也有害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鲁比亚充分肯定了科学竞争的好处：“科学竞争是必需的，绝对必需的。竞争是科学研究的动力，是科学家的骄傲所在，是很多科学活动存在的目的，是好科学壮大、坏科学衰败的自我调节机制。”而美国生物学家胡德则认为就业的激烈竞争加剧了科学的欺诈事件：“一旦你的博士后奖学金到期，在你开始计算被资助的年限之前，你必须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能获得一份优厚的补助。现在，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存在的。我获得学位之后就进入了博士后流动站，然后写了我的第一份基金申请。我用了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而且根本没有考虑我会得不到它，我觉得那时自然而然的事。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对大多数来说，写基金申请书是件需要两三个月才称完成的艰苦工作，而且可能还要来回修改三四次”。现在和胡德说的那个时候只不过相差30年，科学事业的变化之大让人惊奇＇5＇。
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社会关系的日益紧密加剧了科研越轨。科学家从事科研的资金来源和课题来源趋于多样化，既有国家基金、非营利组织的基金，更有商业合同，这些东西把科学家和社会的其他组织捆绑在一起，对社会的其他组织依赖的增加也意味着社会其他组织对科学的干涉的增加。每一个组织都对科学家关于科研问题的选择、合作与竞争、交流、成果产出的质量和速度等都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和要求，科学家不得不对这些标准和要求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即使过去曾经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现在却再也不是了。他现在几乎总是国家的、一家工业企业的、或者一所大学之类直接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办独立的拿薪金的雇员。由于他需要维持生计，因而科学家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仅限于支付薪金的人所容许的活动。”＇6＇ 有的学者把这种科学称为“后学术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认为后学术科学的特点一是研究是计划项目的延续，决定资助的成员通常不是科学家；这时的问题是科学家的道德必然超出科学活动之外，涉及到赞助者。二是参与研究的是来自不同组织的团队科学家而不是个体科学家，团队往往是临时的，因此问题也出现了，例如：团队科学家的领导者需要对其成员的道德负责吗？。＇7＇
5、越轨的社会控制
旨在防止越轨并鼓励遵从规范的努力就是社会控制。对一个的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主要有两种类型：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
内在社会控制指那些引导科学家自我激励并按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对个体科学家来说，需要进行科学方法的培养，科学精神和社会道德的灌输，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的科学家能够起到表率作用。对科学共同体而言，要完善科学活动的自我控制机理—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和重复实验，尽量减少同行评议、论文审查的失误。
但是，科学活动的自我控制机理不能完全防止越轨行为的产生。首先是同行评议难以把关，因为科学研究是探索性活动，对前沿问题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难以确定；其次，论文审查存在缺陷，原因是审稿的随机性比较大，稿件的命运与审稿人的个人偏爱有很大关系。第三，重复实验的局限性。因为科学进步的动力是创新而不是重复别人的实验，没有科学家愿意去做别人做过的事。因此，仅仅依靠科学内部的规范机制则难以防范科学家的越轨行为。
在健全科学内部的评价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权威的外在社会控制机制就成为必然。外在社会控制则是运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来促使科学家在各种外在压力下遵守科学研究的行为规范。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用于工作场所，并为那些发生越轨时恰巧在场的人使用，也就是某个科学共同体内（科研小组、实验室）内的人自我互相监督。但是这种非正式控制的效果是有限的，例如惩罚的不确定性与缺乏力度；个人情感、相关社会地位的影响；为了团体情感和团体荣誉，科研小组的团体成员也会保护越轨者＇8＇；告密者反而使成为团体的异己分子会受到打击、排挤等等。
内在控制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的控制权都属于专门职业共同体。科学、医疗、律师等属于专门职业（英语为Profession）的范畴，不同于一般职业（英语为Vocation）。默顿和吉伦认为专门职业控制权存在着4个方面制约：评价专门职业服务的标准往往是模棱两可的；角色表现的相对低水平的透明度；职业同盟或者专业同事间的密切的人际关系的存在；专门职业者包庇那些违反了规范的同行。＇9＇
因此，科学共同体对严重的越轨行为必须采取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产生相应的机构和组织，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比如，美国公共卫生局成立了研究廉正室，成员包括生物学家、律师、统计学家，任务就是调查、侦破科研中的弄虚作假、剽窃等违规行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组建了一个科学侦探室，其调查程序和研究廉正室相差无几。为了统一协调全国的科学打假工作，美国国会还专门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研究廉正委员会”，成为防范科研中越轨行为的联邦机构。＇10＇
6、一个典型案例：巴尔的摩事件＇11＇
巴尔的摩（D。Baltimore；1938…）在美国科学界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曾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一位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他因发现逆转录酶能将核糖核酸逆向转录为脱氧核糖核酸（RNA→DNA）而获得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1981年，科学家们发现，小鼠的生殖细胞在导入外源的大鼠生长激素基因后，能发育成为转基因小鼠，这种转基因小鼠比对照鼠要大上2倍，被称为“超级鼠”。转基因鼠的出现为基因表达研究开拓了新的天地。正在从事抗体基因研究的巴尔的摩立即抓住了这一时机。他意识到如果将含恒定元件μ的外源基因导入小鼠的生殖细胞，小鼠内源基因的重排是否会效仿外源基因，也产生含有元件μ的基因？为了证实这一点，必须做血清学的测试鉴别，即对转基因小鼠用放射测定的方法进行鉴别。巴尔的摩决定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特丽萨·今西加里（Thereza Imanishi…Kari）携手合作，再加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了强大的研究阵容。
1985年5月，今西加里进行了最为关键的实验。取得了预期成果：小鼠的内源基因确实会效仿外来的重链基因。1986年4月，巴尔的摩和今西加里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长达13页、题目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程式的改变”的实验论文，论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论文提供的大量数据、完整的程序和事实的记录面前，人们无法怀疑这一实验结果。
论文发表1个月后，在今西加里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M·欧图勒（Margot O'Toole）在仔细读了长达17页实验记录后，发现与论文不符。论文中提到的一些关键性的实验，在实验记录中根本找不到。论文有造假嫌疑。于是她向塔夫茨大学当局（因为该校正要聘请今西加里）提出了对今西加里的指控。
学校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论文记录虽有小小的错误，但并没有造假。欧图勒不服，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调查。国家卫生研究院虽然得出论文有造假的嫌疑，但权威的《科学》、《自然》、《细胞》等杂志都拒绝刊登批判文章。
最后，官司打到了国会。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