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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把生产进行到这样一个水平，该水平产生的报酬额与该国实际积累欲望的平均强度相一致时，该国便达到了所谓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除非生产技术有所改进，或积累欲望更加强烈，否则资本是不会进一步增加的。在静止状态下，虽然资本从整体上说不再增加，但有些人会变得更富，另一些人会变得更穷。那些节约程度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会变穷，他们的资本会消失，使积累欲望超过平均水平的人能够进行积蓄。这些人可以买下其不大俭省的同胞的土地、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的资本报酬高于另一国家，是什么原因在某些情况下使增加的资本只有降低报酬才能找到投资机会，这将在下面予以说明。由于中国象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实际上已达到了静止状态，因而当资本报酬仍然很高，法定利率为12％，实际利率（据说）在18％与36％之间时，积累便停止了。由此可以推测，超过该国已有数量的资本将找不到利润率如此之高的投资机会，而较低的利润率又不足以引诱中国人放弃当前的享受。这与荷兰的情况迥然不同，在荷兰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政府通常以2％的利率就能借到款项，私人若有可靠的担保以3％的利率也能借到款项。在缅甸或印度的土著邦，利息也很高，但这只不过是对放款人因国家或几乎所有私人借贷者信用都很差或很贫穷所冒的风险给予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偿。而中国的情形则与此不同，如果真的是在资本报酬仍然很高的时候资本就停止了增加，那便表明，同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实际积累欲望要低得多，只顾眼前，不考虑未来。
第四节 积累欲望过强的例证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是积累欲望不够强烈的国家。在尚属安全的环境中，靠着理智和清醒的分析，积累理应更多一些。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积累欲望的强度明显超过一般水平的国家。在欧洲比较繁荣的国家，有很多挥霍浪费者；在一些欧洲国家（英国也不例外），体力劳动者的节约程度一般不高，也不大为今后打算；可是，社会上却有很多种人，如自由职业者、工厂主和商人，兼备有比任何其他阶级更多的节约手段和节约动机，积累欲望非常强烈，以致到处都可以见到财富迅速增加的迹象，而且每当特定环境使大量资本投入某一方面，如铁路建设或国外投机活动时，寻找投资出路的资本数额之大总是会令人目瞪口呆。
在英国，有很多因素给予了积累倾向以特殊的推动力。英国长期幸免于战争蹂躏，很久以来财产就不再受军事暴力侵犯或任意掠夺，由此而产生了世代相传的长期信任感，人们不再害怕把钱交到别人手中，而这种信任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则出现得晚得多，也不那么稳固。在英国，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国力和国威的自然源泉是产业而不是战争，使不小比例的最有事业心和精力最旺盛的人材转向制造业和商业，使他们靠生产和节约，而不是靠占用已生产出来的和节约下来的物品来满足其欲望和野心。较好的政治制度也起了很大作用，由于给予了个人很大的行动自由，从而鼓励了个人的积极性和自立精神，由于允许自由地合伙和联合，推进了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建立。这种制度还从另一方面给予了追求财富的欲望以最直接和强烈的刺激。封建主义较早的没落消除了或大大削弱了原先的商人阶级和一向瞧不起商人阶级的人们之间的恶感，由此而兴起一种使财富成为政治影响真正根源的政体；获取财富除了有其固有的效用外，还被赋予了人为的价值。财富变成了权势的同义语。因为在平民百姓看来，财富意味着权势，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追求的主要目标，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尺度和标志。从某一社会等级上升到更高的等级，是英国中等阶级生活的最大目标，而获取财富则是上升的手段。由于至今不劳致富的人总是比劳动致富的人在社会上地位高，因而人们便力求尽量节省，不仅要在工作时能提供大笔收入，而且要在退休后也能提供足够的收入过富裕生活。在英国，人民的清心寡欲大大地增强了这些因素，清心寡欲是清教国家的特点。但是，虽然一方面不欢喜享乐使积累变得比较容易，可另一方面喜欢花费却使积累变得比较困难。个人权势与财富象征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以致大多数英国人都愚蠢地想装出能大把花钱的样子，而且这种欲望往往同情欲一样强烈，尽管英国人从花费中得到的快乐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要少。因此，英国的实际积累欲望从未象荷兰那样高。荷兰没有一个懒惰的富裕阶级来树立乱花钱的榜样，商人阶级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确立自己的生活尺度和礼节标准，仍保留着节俭朴素的习惯。
很久以来在英国与荷兰，以及当前在欧洲的很多其他国家（它们正在迅速追赶英国），无需具有象亚洲那样优厚的报酬，人们就有积累欲望，尽管当前的利润率很低，人们却照样积累资本，积累非但没有减慢，反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增加生产的第二个要素资本一直在增长，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资本会变得不足。就资本这一要素而言，生产可以无限制地增长。
如果资本的报酬进一步减少，积累进程无疑就会受到很大阻碍。但为什么资本的增加会带来这种结果呢？这一问题促使我们去思考生产三要素中的最后一个。既然限制生产的不是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增加的限度，那就必须考虑从本质上说数量受到固有限制的那唯一的一种生产要素的性质。也就是说，生产的增加必然取决于土地的性质。
第十二章 论土地与生产增加规律的关系
第一节 有限的土地数量及其有限的生产力，是对生产的真正限制
土地与另外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不一样，是不能无限制地增加的。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而生产力较高的土地面积更为有限。在某一块土地上所能达到的产量显然也不是毫无限制的。有限的土地数量及其有限的生产力，是对生产增加的真正限制。
有限的土地数量及其有限的生产力是对生产的最终限制，这一点人们肯定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从未达到过这一最终极限，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全部能产粮食的土地都已精耕细作到产量再也无法提高的地步（即令不考虑农业知识还会有新的进步），因为地球表面上还有不少地方尚未开垦，所以一般认为，并且自然会设想，对目前来说这一因素对生产和人口的限制还无限遥远，还要过很多世代才有必要认真地考虑这一限制因素。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政治经济学整个领域中最严重的错误。这个问题比任何别的问题都更重要和更为基本。它涉及在一个富裕勤劳社会中贫穷原因的全部问题。除非彻底弄清这一问题，否则把我们的探讨继续进行下去将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节 土地生产规律，即随着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而报酬递减的规律
土地的性质对生产的限制，不象一堵墙所起的阻碍作用那样。墙屹立于某个地点不动，除了使运动完全停止外没有别的阻碍作用。我们不如把土地对生产的限制比作一条弹性很大的橡皮筋，这条橡皮筋从未被绷得太紧，以致不能再拉长，然而在远未达到最后的极限以前，却会感觉到其压力，而且愈靠近这一极限，压力愈大。
一旦农业的发展达到某一并非很高级的阶段，就会出现以下土地生产规律，即：在给定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状态下，靠增加劳动量，产量不会以同等程度提高；增加一倍劳动不会使产量也增加一倍；或者换一种说法，产量的每一增长要求对土地施加更高比例的劳动量。
农业的这一普遍规律，是政治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命题，如果规律不是这样，则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几乎全部现象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了。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十分流行的最根本的错误并非产生于两眼只盯着表面现象，没有看到表面现象之下起作用的规律，而是由于将这些表面现象误认为是终极原因。实际上这些现象只影响终极原因的形式，事物的本质是由规律决定的。
当为了提高产量而不得不利用劣等土地时，产量显然不会与劳动按相同比例增加。所谓劣等土地，是指投入相同的劳动而产量较低的土地。土地可以在肥沃程度或地理位置上有优劣之分。前一种劣等土地要在种植方面花费较多的劳动，后一种劣质土地要在运输方面花费较多的劳动。如果土地A对于给定的工资、肥料等支出可生产出1000夸特小麦，而为了再生产出1000夸特小麦必须依靠土地B，但土地B肥沃程度较低或者离市场较远，那么这2000夸特小麦所花的劳动就不止原先1000夸特所花的两倍，农业产量提高的比率将小于所花费的劳动。
人们也可以不耕种土地B，而靠精耕细作来使土地A提高产量。可以增加犁地或耙地的次数；以深翻来代替犁地；犁过以后可将地再锄上一遍以使土更松，多除几遍草或除得更彻底些；使用较好或较复杂的农具；施用较多或较好的肥料，或施肥时将其与土壤较仔细地混合。以上所述便是可以用来提高同一块土地产量的方法。必须提高产量时，所用的方法和日常方法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耕种劣等土地这一事实表明，用以上方法提高产量花费太大了。劣等土地，或离市场较远的土地，当然带来的报酬较少，如果依靠这种土地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成本必然会提高，从而价格必然上涨。如果在不提高最初单位成本的条件下，仅仅通过增加劳动和资本，就能继续依靠优质土地满足增加的需求，那么，优质土地的所有者或农场主便能以较低的价格挤垮所有其他人，而占有整个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肥沃程度较低或离市场较远的土地，虽然可由其所有者为维持自身生存或自主而耕种，却不会有人为获取利润而租种它们。从这些土地上能获得足以吸引资本进行投资的利润，证明了在较好土地上的耕种已经达到某一极限，超过这个极限更多地运用劳动和资本所得到的报酬，不会高于以同样花费从肥沃程度较低或位置较差的土地上所能获得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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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一些已得到充分开垦的地区，正在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这表明，人们为了提高产量已开始在不利的条件下耕种土地。这种耕作方法所费劳动较多，为获得利润，价格不得不定得比粗放耕作制度下的价格高。如果能得到肥沃程度相等的荒地，就不会采用这种耕作方法了。若能获得和已耕种的土地同样好坏的生荒地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人们就不会采用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耕作方法来从土地上榨取更多的产量了。土地的利用应以相对于所投入的劳动而言获得的报酬最多为限，不应超过这一点，多余的劳动应投入到新土地上。一位到过美国的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