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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一如既往掌管教育。在纽芬兰，学校分属于英国圣公会、卫理公会和
天主教教会控制。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版、书籍和报纸等文化事业发展
起来。
随着移民的涌入，人口的增长和交通的改善，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文化
都有了显著发展，然而，无论其发展规模还是发展速度，与近邻美国相比，
仍相差悬殊。首先，移民主要集中于上加拿大，土地开发只限于大湖区域及
其西北的临近地区，而远西部、西北部仍然是人烟罕见的荒野、广袤空旷的
草原、重迭绵延的山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陆路交通条件
极其低劣，即使在上加拿大的内陆地区，运载物件仍主要依靠马匹，雪橇是
冬季最便当的交通工具。这种条件不仅使人们的迁徙极其困难，而且使开发
边远地区的代价太高，个人乃至公司往往力不从心，望而却步。另一方面，
上加拿大土地政策混乱，官员循私舞弊，对购买皇室和牧师专用地设置障碍
以及大量的土地投机行为，使购买土地的费用昂贵，贫苦的移民难以获得土
地，致使许多移民来到加拿大后又被迫转移到美国。其次，殖民地仍然是单
一性的经济结构，木材、谷物、毛皮等大宗产品主要是出口英国，以换取工
业品。殖民地几乎没有工业。诸如衣服、金属制品、玻璃制品、机器、糖、
茶、烟草等日用品都从英国和海外输入。同时，殖民地各省各自为政，独立
发展，彼此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主要是与英国发展单线贸易，造成了其经济
的脆弱性。英国经济及其政策稍有变故，都会在殖民地引起震荡。1815年英
国谷物法就引起了殖民地谷物和面粉输出的严重波动。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和
矛盾，最终导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改革运动。
二、19世纪
20至
30年代的改革运动
19世纪。。 20至。。 3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化，殖民地
人民的不满情绪日趋强烈，并且集中于殖民地各省的寡头统治集团，一批代
表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农场主利益的改革派，在各省掀起了改革运动。
各省的寡头统治集团是众矢之的。根据。。 1791年宪法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的基本特征是总督重权在手，议会形同虚设。政府权力掌握在总督和由英王
任命、总督领导的行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手中。总督是殖民地的最高统治
者，对英国殖民部负责，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行政委员会是总督的顾问处
并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司法委员会负责讨论和修改议会通过的法律。总督
虽是政府首脑，但他是英国政府委派的“外来人”，一年之中又只有很短的
时间在殖民地，而两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殖民地的高级官吏、国教会上层僧
侣和与英国关系密切的大商人、大地主，这些人比总督更熟悉本地的事务，
所以总督一般听凭他们的意见行事，他们通常是殖民地的实际统治者。这两
个委员会的官员都是终身任命，而且绝大多数成员又是一身二任。在沿海各
省，两委员会由同样的官员组成，在上下加拿大，两委员会的大多数席位也
是由同一些人所把持。渐渐地，两委员会成了一些有势力家族的“世袭领地”。
形成了垄断政权的寡头统治集团。在上加拿大称之为“阀阅世家”
（Familypact），下加拿大称之为“名门贵胄”（Ch a〃
teau Clique）。他们
凭借手中的权力，有恃无恐，专横跋扈，肆意推行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政策，
与人民群众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寡头统治集团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斗争在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焦点，而且
矛盾斗争的尖锐程度也不尽相同。大西洋沿岸省份比较平和，上下加拿大两
省是最为激烈的地区。
在上加拿大，对寡头统治集团的不满首先集中在土地问题上。政府在解
决移民土地的过程中，随心所欲把王室和公共土地授予富有的投机者、亲朋
好友，这些人占据大面积的空地，大肆进行土地投机，哄抬地价，一般移民，
其中主要是农民很难得到授地，也无钱购买土地。同时，政府为了城镇商人
的利益，花费大量钱财修筑运河，而对改善陆路交通极其吝啬，陆路交通低
劣不堪的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善，农民对此极为不满。牧师专用地更是加拿大
土地问题的热点。牧师专用地是宪法法案的产物，法案规定在上加拿大用土
地的七分之一来支持新教的牧师。作为英国国教的圣公会宣布，它是加拿大
的官方教会，其牧师就是法案所指的新教牧师，这意味着它是唯一的受益者，
圣公会想独吞牧师专用地的企图立即引起其它教派的强烈反对，它们要求与
圣公会平等享有这种权利。同时，牧师专用地一块。。 200英亩。通常都是未开
垦的荒地，分散在全省各地，往往不是把农民的土地分割开来，便是使移民
区难以联成一片，这就使道路中断，给修筑道路造成人为的困难，所以引起
多方的责难。后来这些土地虽然逐渐出售，但要价很高，一般农民和其他不
富裕的阶层还是无力问津，这无疑使农民的不满有增无减。
英国国教不仅依仗寡头统治集团和势力在土地问题上谋求特权，而且力
图垄断文化教育，从而造成了更为激烈的教派对立和斗争。教育委员会主任、
出身“阀阅世家”的阿奇迪肯·斯特罗恩公然主张教育归圣公会控制。1827
年，他获得建立国王学院的特许状，以此作为圣公会控制教育的基地，强行
对教师进行宗教测试。卫理公会针锋相对，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并在牧师埃
杰顿·赖尔森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宗教特权的斗争。赖尔森利用手中的《基
督教卫报》大造舆论，对圣公会大加抨击。其它教派，甚至下级圣公会组织
也纷纷响应，掀起了反对宗教特权，要求实行宗教平等的斗争。
对教师进行宗教测试。卫理公会针锋相对，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并在牧师埃
杰顿·赖尔森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宗教特权的斗争。赖尔森利用手中的《基
督教卫报》大造舆论，对圣公会大加抨击。其它教派，甚至下级圣公会组织
也纷纷响应，掀起了反对宗教特权，要求实行宗教平等的斗争。
在下加拿大，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种族、宗教的矛盾冲突交织在
一起，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加拿大明显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占
人口多数的法裔基本从事农业，保持着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庄园制度。英裔
主要涉足商业世界，垄断交通、商业和银行业，并有不同于天主教的宗教信
仰。两种社会造成了法裔和英裔在职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道德等
方面的差异、矛盾和对立，这是下加拿大社会矛盾冲突的基本内容。然而，
下加拿大的主要社会矛盾还是法裔和英裔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
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英裔商人集团与寡头统治集团关系紧密，其核心人物
在行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占据职位，是这个省的实际统治者。法裔虽控制
着议会，但是议会形同虚设。英裔商人集团依靠权势，谋求私利，不惜工本
修筑圣劳伦斯航道运河工程：法裔则以议会为阵地予以反对，要求向商人征
税和控制商业。多数地主、商行老板、伐木业主属于英裔；而土地租佃者、
工人和职员多由法裔充任。英裔高高在上，法裔地位低下，这样的矛盾是完
全的阶级矛盾。当然，在种族内部也有阶级的分层，种族的分野不能代替阶
级的分野。
社会矛盾和人民不满情绪的加剧，推动了议会与寡头统治集团的政治冲
突。议会改革派抨击寡头统治集团的各种政策和弊端，要求进行改革政治制
度，扩大议会权力，取消寡头统治集团的特权地位。
议会改革派与寡头统治集团的政治冲突最早从下加拿大开始。早在
1805
年，政府为增加税收，要求征收一项土地税，这种偏袒英裔商人的行为激起
议会的反对，议会针锋相对提出征收进口税的反建议。议会与政府的冲突很
快扩展到社会上，英裔商人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对议会和法裔进行大肆攻
击。法裔为反击英裔的攻击，专门创立了自己的杂志《加拿大》，并以“我
们的语言、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律”（1）作为政治口号。1807年新任总督詹
姆斯·克雷格公然站在政府和英裔商人一边，解散了议会，并把许多激进的
官员解职，《加拿大》杂志的出版社也遭查封，出版社的经营者被捕入狱。
然而，事与愿违，总督的高压政策反而加强了法裔的团结，在第二年的大选
中，法裔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对立情绪丝毫未减，局势仍很紧张。英国政
府为缓和势态，被迫更换总督，乔治·普里沃斯特取代克雷格。普里沃斯特
谋求妥协的态度和英美战争迫在眉睫，才使得议会和政府、法裔和英裔的冲
突平息下来。一俟战争结束，议会与政府的政治磨擦又重新开始并不断升级，
在控制公共财政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早先，殖民地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没
有控制权。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政府为减轻对殖民地的负担，提出由殖民
地各省议会全权控制地方预算，同时要求，议会要固定政府官员的年俸，或
拿出一笔固定的金额用以支付政府官员的薪金，这实际上是想在议会与政府
的矛盾中谋求一种政治妥协。这笔交易在沿海省份顺利实现了，在上加拿大，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后于
1813年也达成了协议。然而，在下加拿大，这项提
议却遭到议会的坚决反对。议会认为，固定政府官员的年俸，必将使寡头统
治集团更加不受议会的钳制。
1815年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出任议会议长。此人通晓英国议会制度
的传统，懂得
18世纪法国的哲学理论，具有激进的民主思想。他出身律师，
能言善辩，是改革派中杰出的、颇受欢迎的领袖。他以议长的身份大大推动
了议会反对政府的斗争。1819年，在帕皮诺的主持下，议会行使对一切拨款
的决定权，并在预算中减少了某些不得人心官员的薪金。但是，司法委员会
推翻了整个预算，坚持议会必须对政府官员的薪金作出永久性的规定才能控
制财政权。以后几年，议会和政府相持不下，冲突不断。1827年，议会拒绝
批准政府提出的预算，总督达尔乌西勋爵以解散议会还以颜色。新议会成立
之后，达尔乌西又企图否决帕皮诺作为议长，议会震怒，气氛极其紧张。第
二年，英国政府委任一个加拿大委员会对下加拿大的势态进行调查，该委员
会提议财政权交议会控制，议会对总督、法官和行政委员会委员的薪金作出
规定，基本上维持英国政府原来的政策；同时，提议建立一个排除法官在外
的更为独立的司法委员会，并缩减其中的警察人员，以示妥协。但是，议会
不接受这种有限的妥协。1831年，英国政府被迫无条件交出大部分财政权，
但是“形势似乎到了这样的姿态已经太小和太迟的地步”
（2），帕皮诺和激进
的改革派的政治论调越来越激烈，他们不仅要求控制财政权，而且要求建立
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委员会，并于
1834年由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