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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一词之异而已。
儒学仍然被认为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即使在新式学堂中也不得忽视。①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学堂要举行一次祭孔仪式，而且很多学时花在阅读和讲授
经典著作上。以初等小学堂为例，在每周三十个学时当中，有十二个学时是
朗读和讲解儒家经典。一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和《孝经》四十个字；
二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大学》和《中庸》六十个字；三年级学生
每天读《孟子》一百个字；四年级学生读《孟子》和《礼记》一百个字；五
年级学生读《礼记》一百个字。除所有这些规定之外，还有两个学时的修养
课，它是一种儒家的教育方法。显然儒家学说是被强调的；甚至学习的方法
也是老一套。
在学堂的礼堂和课室中都贴有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每月初一由大
家齐声朗诵，而且被用作教官话的课文。这些都说明了传统的民众教育或对
③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
① 关于此时期的新式学堂章程，参看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研究新式学堂的主要著作有苏云峰
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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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的教导（即“乡约”制）这时改由新式学堂来负责的情形；与此同时，
还通过口语的标准化来试图统一国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当局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是极端慎重的。例如在初等学堂不教外
语，因为害怕孩子们在幼年学外语会忽视传统的学业。此外，还认为不应使
用外国术语，因为这样就不可能保持中国语言的纯洁性和坚持正当的学业。
举例来说，诸如“社会”、“影响”和“牺牲”这些术语不久前从日本传入，
但这些近代术语的意思与原来汉文的涵义不同。另外，“团体”、“国魂”、
“膨胀”、“舞台”和“代表”这些术语此时已经流行，但它们被认为是不
①
优美的，因为它们原来不是汉文的词汇，而是日本人创造的。 所以这类术
语不该使用，免得使中国语言陷入混乱。
还强调在学习外国的政治和法律时宜看全文，而不是学习其细枝末节。
政府解释说：“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国今
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
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词。”“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
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
②
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利自由？” 政府之所以对这些词语
特别加以阐明，是因为它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
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
妇女不许受新式教育，因为在中国，男女在公共场所是严格隔离的，决
不允许他们一起上学堂，也不许在大街上一起行走；如果妇女阅读太多的西
方书籍，使她们误入歧途而模仿外国的风习，那就会贻害不浅；如果竟然发
生这类情况，她们就会开始闹婚姻自由而无视父母和丈夫的权威了。然而，
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1907年还是得到了承认，于是制订了关于女子
③
师范学堂和女子小学的章程。 即使如此，妇女受教育的目的也只限于培养
贤妻良母和一些教师而已。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旧被否定。结果，甚至受
初等教育的男女儿童也要分校就读，而且妇女不得参加政治集会。
在初等小学堂、中学堂和高等学堂中都有军事训练课。在高等学堂中，
增加了三学时的军事学，讲授不同国家的军事制度、军事史和战略。与政治
学和法律一样，军事学也只有官办学堂才有。这些课程私文学堂是不准开设
的，这件事表明政府是多么怀疑人民办事的动机。
从以上各点看来，人们会怀疑政府办新式教育的态度会认真到什么程
度。政府诸公可能并不认为官办学堂教育实际上是可取的，而是勉强采纳了
这种新制度，因为它不仅已由立宪派康、梁等人要求过，而且各省督抚也提
出过这种要求。正象1904年皇帝批准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说的那样，新
① 《学务纲要》，载《奏定学堂章程》，卷1 第10 页。
② 《学务纲要》，载《奏定学堂章程》，卷1 第12 页。
③ 参看李又宁和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2 册第974—9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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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制度的目的是要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这里不是不可能把
“大清国”解释为“中国”，但是它似乎更可能指满洲王朝。不妨考虑以下
的事实：即法律、政治和军事学在私立学堂被禁止讲授；而教育的目的正如
在1906年所宣称的那样是谆谆教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其中
以“忠君”为最高美德。换言之，清政府开始办学堂教育是很勉强的，是受
外界压力的结果，它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
富强的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清王朝和始终忠于清帝的人。
事态的发展与清政府袞袞诸公的意图恰恰相反，反满运动在学生之间扩
大了。1907年，政府禁止学生干政或集会，而且对此三令五申。结果国内学
堂中的反满运动一般说来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在留日学生中间却发展了起
来。在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推行改革计划时期，它极力鼓励到日本留学，
于是留日的中国学生逐年递增无已。至1905和1906年，人数曾达到大约一
万人 （参看第六章）。在日本比较自由的环境里，中国学生对清朝的批评要
尖锐得多，而且加入立宪运动或革命运动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在日俄战争之
后尤其如此。面对这个问题，1902年，北京派遣一位中国留学生的监督到日
本，1903年，发布章程禁止留学生议政，不准出版有关政治的报章杂志或者
作任何会影响公共道德或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协助
管制中国学生。东京对此作出了反应，它在1905年发布了“关于招收清国
人入公私立学校的规定”。日本政府的这一行动引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极大
愤慨。①
不久，中国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协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1906年2月，它拟定一项决议：凡派去日本留学的，只限于那些擅长中文并
精通儒家经典的学生。12月，中国驻日公使被任命为留日中国学生总监督，
使之可能进行更严密的监督。但是，无论清政府如何试图加紧控制留日中国
学生，其结果恰好与愿望相反。控制愈严，学生中的反满情绪就愈强烈。最
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团体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运动的核心。
① 《各学堂管理总则》，载《奏定学堂章程》，卷5 第8 页。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1970 年修订本）第461—4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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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制度的改革
清政府的主要改革之一就是要整编腐化堕落的旧式军队和建立一支强
大的新式军队。正规军队由八旗和绿营组成，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尤其是绿
营军已无甚战斗力了。结果，政府不得不临时招募军队以对付起义和抗御外
国；这种权宜措施现已成为正规的办法了（参看上卷第六章和第九章，以及
本卷第四章）。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有些新军被遣散，但它们大部分被
保存下来，最初被称作“勇营”，后来被称作“防营”。（几年来军队的名
目层出不穷，甚至比军队本身增长得还要快。）然而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证
明它们已腐败无能，不再有战斗力了。
1895年中国的战败，使清朝清醒地认识到非常需要训练有素和具有西方
装备的军队。结果，继李鸿章之后统率北洋军队的袁世凯在华北着手组织一
支“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长江地区组织了他的“自强军”。两支军队都
是洋式的。义和团事件的经验进一步表明需要这样的军队。①
因此，在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抚改建各该省兵制。与此同时，
政府取消了旧式武举，而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它们的毕业生就被任命为新
军的军官。同时在1901年，决定取消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绿营和半正规的
防勇。然而，除非建立有效的中央控制，否则就不可能建立一支拥有西式装
备和受过西式训练的军队 （这种军队称作新军）。不然的话，各省新军只会
加强各省督抚的力量而威胁中央政府。因此在1903年，政府在北京设立练
兵处，作为在全帝国招募和训练新军的中央机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由
中央控制各省已招募和训练的新军。1904年，政府决定改建整个兵制，并把
新军建成三十六镇，归练兵处控制。为了为新军训练军官，政府决定派遣学
生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并建立一种军事学堂的制度，它将从开办初级军事
学堂开始，直到成立武备学堂为止。
新军共三十六个镇，每镇有官兵12，500人，总数将有450，000人，
组成常备军。除此之外，还组成了第一次征用的续备军和第二次征用的后备
军。常备军的服役期为三年，三年后其士兵遣散回籍，并再接受三年非经常
性的训练和少量津贴。这些士兵就成为续备军。然后又成为后备军，接着再
服役四年，并接受更少的训练和更少的津贴。后备军服役期满后，士兵将恢
复平民身分，不再履行军事方面的义务。①
征兵被看作理想的办法，但暂时还是决定在自愿的基础上征募士兵。同
① 关于开始于1901 年的军队的改革，参看鲍威尔：《1895—1912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4 — 7 章；麦
金农：《袁世凯在天津和北京：他的力量的源泉与组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 年博士论文）。关于
1895—1901 年时期军事改革的重要背景材料，参看刘凤翰的两部专著，《新建陆军》和《武卫军》。
① 参看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与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 第2 期（1973
年5 月）第405—4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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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准许当兵的资格也被规定得比较严格。从前，任何志愿服役者，不问其
经历、家庭出身、职业或年龄，都可以当兵。而现在只有二十岁到二十五岁、
身体健康、在本省居住和有家的人，才有资格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