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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第5 期（1948
年9 月）第74—95 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18 第3 期 （1959 年5 月）第321—342 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第45 页。
① 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入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该会的创办人之
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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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1900年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离京师，在
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
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
经太后指示，皇帝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
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这道上谕中，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概
括如下：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
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
一例字。”①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
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
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
政管理的意见。1901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
①
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 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 第9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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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
此，某些政府官员必须通晓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学士研究西学。
它把留学生召回本国，授予官职，还为由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推荐的那些人
开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②
在实行这一权宜措施的同时，政府企图在选择官员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
改革。自七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已规定了文字考试，人们通过这种
考试就有资格成为高级文职官员。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
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
义。它的大部分试题要求人们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然后加以释义和说
明。在明清时代，每一部儒家经典都有官方的注释，它们是科举用的钦定版
本。结果，应考人得努力把各经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释都死记硬背下来。
科举考试就仅仅成了记诵之学与书写能力的考试，它要求的不是逻辑性强和
论点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华丽词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
章必须包括八段，写成所谓的“八股”体。甚至字迹也必须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说中国所有的学生学习都是为了科举考
试，决非言过其实。无怪乎在正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希望
得到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人呢？
显然，改革考试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年，清政府开始废除八股文
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
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试中开始实行。
其次，政府认识到需要一种西式公立学校制度，决定把书院改建为西式
学堂。自甲午战争以来，张之洞和盛宣怀就提倡过这种学堂，而且他们在武
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这种学堂。然而，几乎不可能使学生入学，因为教
育的最强烈的动机仍然是在政府中作官。因此，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
政府同意给予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①
清政府也鼓励学生去国外学习，因为将要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中
缺乏合格的师资。从国外延请教师花费太大；此外，即使花费大量钱财，也
难于得到好的外国教师；因此，较快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
鼓励到日本去留学。与去西方相比较，去日本的旅费和生活费都便宜得多，
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字，习俗又相近（见第六章）。另外，人们认为西方文
② 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有关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价值的资料书籍。另外还有舒氏重编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 卷本，1963 年版）。关于绅士在创办学堂中的作用，参看玛丽安·巴斯蒂：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① 参看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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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几乎已原样传入日本，因此就没有多大必要费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见，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
的。沿着这个方向，新学堂越办越多，但是它们的课程和学习年限差别很大。
政府认为有统一标准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
堂行政管理规章。在这种制度下，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为7
至12虚岁的学生开办初等小学堂，为12至16虚岁的学生开办高等小学堂。
中学堂则为16至21虚岁的学生开设。高等学堂收21至24虚岁的学生。分
科大学则收24至28虚岁的学生，最高一级则为通儒院。通儒院或分科大学
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
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 （秀才）的功名。这就使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有了
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①
政府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学部，作为中
央的教育行政机构。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
事项。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就没有授权礼部管
理。1898年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但是这所京师大
学堂实际上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
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因此，京师大学堂这时就
被定为最高学府，另设学部来管理学堂。②
1904年当政府建立这种学堂制度时，它企图在1906年以后逐渐减少旧
式科举考试功名获得者的人数，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足够数量的新式学堂之
后最后废除科举考试。然而日俄战争的结果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日本的胜
利被看作是立宪政体战胜专制政体的事例。很多中国人认为，对中国来说，
立宪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为了成立一个立宪政府，百姓就必须独立思考
和判断。因此，传统教育很不能令人满意，而且确实可以说是很有害的。在
日俄战争期间，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废除科举。1905年9月，在日本的胜利已
成定局时，政府决定在下一年废除科举。①
当这一持续了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完全被废除时，它确实是一
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代替
了传统的有功名的人。同时决定在国外高等学校水平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也
有资格取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但这部分地要按照他们回国时考试的成绩来
决定。②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23 第19—20 页。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9—67 页；再参
看艾尔斯： 《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7 章。
② 见喻长霖的叙述，转载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6 第8648—8650 页；又见庄吉发：《京师大学堂》，
第2 章。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48 第4 — 5 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233—234 页。
② 参看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61、63、6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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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据学部的统计，在1904年学堂总数为4，
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在1909年学堂为52，348所，学生为1，
③
560，270人。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惊人的发展。然而随着这种发展，
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实际变化，这还是有疑问的。
首先，由于难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师，在大多数新式学堂里不可
避免地仍然按旧课程教课。1909年，在教初等小学堂的教师中，百分之四十
八是有传统功名的人，他们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这就说明为新式学堂获
得新教师是多么困难了。
其次，几乎所有私立学堂都由绅士…文人所办，而且大部分公立学堂也
是由他们发起而开办的。然而绅士阶级基本上反对政府废科举、建学堂和鼓
励出国留学的政策。他们有许多理由来反对。绅士们在地方上享有种种特
权，这并非因为他们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科举及第。
废除科举就意味着他们的特权要消失。此外，由于他们的子弟通常准备参加
这种考试，所以科举的废除将会毁坏所有绅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着享有的
那些特权。因此，绅士…文人作为一个阶级，是始终反对废 除科举的。但清
政府终于还是公布了废除科举的法令，此后绅士们机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
办学堂以保存他们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也能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和生
员的学衔。绅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学，希望以此保持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非
常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钱来办。
第三，新制度中尽可能地保留了旧东西。例如，由皇帝从高级官员中任
命最后考试的总监，让他与学部大臣或督抚一起主持考试，然后对考试合格
者授予功名。显然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无二致。“学堂”与科举考试仅
仅一词之异而已。
儒学仍然被认为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即使在新式学堂中也不得忽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