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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斥责新思想的湖南绅士都大声疾呼反对这些理想，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
的。因为对于大多数绅士学者来说，已不是某个儒家价值观或某个传统制度
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而是危及全部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神圣核心的问题。对
于他们来说，西方思想的传入正在威胁着儒家思想体系与中国人之所以为中
国人这二者的本质。①
对于康梁新思想的理论上的攻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当1898年春
夏这种攻击在湖南展开时，反对激进派的运动也在其他地方进行着。御史们
向朝廷提出弹章，揭发康有为的异端学说和变法活动，一个官僚学者王仁俊
②
在上海的《实学报》上批驳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但是湖南之外最有力的反
击来自以张之洞为中心的一群著名的官僚学者。
1898年春，张之洞出版了他的《劝学篇》，他同意湖南绅士的基本论点，
但是发挥得更加深刻。从春末到仲夏，此书在《湘学报》上分期刊载，给反
对激进派的十字军运动以有力的思想支持。
按照张之洞的观点，康有为的思想可以用他提出的作为运动目标的三句
口号来概括：保国、保教、保种。但是张之洞认为，把这些目标割裂开来作
为独立的目标，则是错误的。应该只有一个目标，即保国；达到这个目标，
就自然而然地会达到其他两个目标。
张之洞认为保种有赖于保国，其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他为什么认
为保教可以归结为保国，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他所使用的“国家”概念了。
必须记住，张之洞所确定的保国思想，主要是为了反驳康有为的思想。在康
有为的思想中，至少如在保国会的序言和指导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样，“国”
很清楚地指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实体。在梁启超的政治著作
中，特别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国”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
中全体人民的集合体，这一定义就表述得更为清楚了。然而，这种“国”的
总概念在张之洞的政治思想中是没有位置的，他把中国完全等同于具体的清
① 苏舆：《翼教丛编》，卷4 第1—83 页；卷5 第12—13 页、14—18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1 页；苏舆：《翼教丛编》，卷3 第1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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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皇室。保国，首先是要保清朝。因此在他论及忠时，他列举清朝过去
执行的十五项政策作为它的仁政的表现，以此强调清朝是人民效忠的当然对
象。这些仁政使清朝有别于欧洲国家，也有别于包括汉唐在内的以前的中国
王朝，所以它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效忠。张之洞的思想中有一种寓意，即象
康梁那样只泛讲忠于中国而不具体地讲应忠于清朝，这是本末倒置，是很危
险的。
张之洞所谓的忠，归根到底，仍然取决于他对儒家三纲学说的信仰。这
种学说长期以来一直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儒学的核心，它与君主及家庭的制度
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这里便可看出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显著的特征，即政
教融为一体；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以君兼师”，或“政教相维”。从
这一观点出发，张之洞自然拒不承认保教可以脱离保国。康有为试图在既定
的政治体制之外提倡儒学，当然就会被他认为是异端行为。因为张之洞认
为，且不谈康有为解释的儒教的主旨，他的那种保教的努力就有使宗教和国
家相脱离从而破坏神圣的三纲学说的危险。
还因为张之洞批驳康有为关于保国的根本之途是变法的思想，这使得两
人的分歧更加深刻化了。表面上张之洞是变法的热烈鼓吹者，并自认为是西
政的崇拜者。在外表上他同意康梁关于学习西政应先于西艺的主张。但在事
实上，张之洞理解的政与法有很不相同的涵义。他认为政在本质上意味着官
僚的管理，而法是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章程。张氏的变法思想可以归结为不
过是进一步发展了自强运动和经世致用传统的行政改革的主张而已。张之洞
论点的前提是：从基本政治价值或制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政”也是在神圣
不可侵犯的三纲学说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也是圣道的一部分。至于道，用著
名的儒家格言来说，是“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张之洞的这种信奉儒家的基本社会政治价值的思想，不但形成了他在政
治变革中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对西方思想的总的态度。他曾经是西学的热诚
拥护者，他的《劝学篇》用大量篇幅论证西方知识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全部
论证都是建立在“循序”的基础上的，按照“循序”之说，研究西方知识不
论多么重要，都必须放在研习中学及其核心——经书——之下。因为中学之
中含有传统的道德和制度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使人能认识到中国作为
国家与民族的特性和方向，而且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据以生活的真理。
因此，张之洞一方面鼓励中国人对西学要“知通”，另一方面又力主他
们把“知通”和对儒家学说的“知本”结合起来。这样二者就能够互相补充。
①
这一认识便是张之洞的著名格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
在本质上，张之洞无非是重新肯定自强运动的思想地位，外表上则在激
进派和保守派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因为他感到这两者你死我活的斗争正在使
国家分裂。但是他的中间立场事实上是反对激进派要更甚于反对保守派。因
① 张之洞：《劝学篇》，卷3 第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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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所持立场的目标，是不但在湖南，而且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捍卫中国
传统的价值和制度，以反对勃兴的激进派的猛烈攻击。
因此，张之洞的《劝学篇》在湖南的思想辩论的气氛中出版，这标志着
中国思想斗争新阶段的开始。首先，斗争的中心原在自强运动的提倡者和保
守派之间进行，现在转到了前者和激进的维新派之间。其次，思想斗争过去
往往采取在政府内部展开政策辩论的形式。但是现在新的辩论扩展到政府之
外，普遍在士大夫中间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后，在1890年以前的政策辩论，
无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恭亲王与倭仁之间，还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自强运动
提倡者和清流党之间，一般地是在所有参与者的基本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进
行的。然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论战，就不再有这样的一致性了。事
实上，恰恰是对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产生了分歧。因此，维新时代的思想辩论
在深度和广度上标志着与过去断绝关系，并预示了1900年以后席卷中国的
思想冲突。
在1898年春，湖南是政治风暴的中心。快到春末时，方兴未艾的思想
冲突最后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许多湖南省绅士这时响应王先谦和
叶德辉等领袖的号召，麇集其后，在地方上煽起反对激进派的情绪。为了对
省署施加社会压力，他们有些人个人写信给巡抚和学政表示抗议；还有些人
则集体进行活动。1898年夏季，有人以全体湖南绅士名义向巡抚送上一份公
呈。它把激进的维新派斥为危险的异端，要求把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革出时
务学堂。同情年青维新派的绅士学者进行反击，禀请省署改组保守派控制的
地方书院，而王先谦和他的伙伴也在一些书院中动员学生加强他们的攻击。
①
湖南绅士除了组织抗议之外，还向民众宣传，并公开在社会上排斥激进
派。例如，一所地方书院的学生印刷和散发揭帖，对时务学堂痛加丑诋。湖
南的一名激进维新派，即南学会会员中的活跃分子、《湘报》撰稿人樊锥，
②
被地方人士赶出家乡。 在攻击风暴的高潮时，据报道有反对激进维新派的
骚乱发生。反对新思想的运动现在所表现的性质，不禁使人想起十九世纪后
期一些教案的情景。
在此期间，支持湖南反激进运动的政治压力还来自武昌的总督衙门。在
1898年春季以前，张之洞曾命令全湖北的官署和书院订阅湖南的维新报纸。
但此时由于对遍及湖南的激进思想和行动感到恐惧，他下令停止订阅，他还
和他的亲密顾问梁鼎棻驰书警告湖南官员，要他们注意这些激进的倾向。与
此同时，有些湖南绅士也试图使北京出面来制服激进派。御史们根据来自湖
南的报告，向朝廷陈奏，要求对康梁一党采取强硬的手段。保守的绅士…学
者曾廉引用梁启超在湖南的激进言论和行动作为悖逆的证据，甚至要求朝廷
① 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2—13 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 页。
② 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 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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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康梁处以死刑。 ③
这样，从1898年春季到夏季，由于反对维新运动激进化的压力的加强，
大多数维新派被迫离开了该省。8月初，巡抚陈宝箴在压力下奏请朝廷烧毁
康有为的有煽动性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木板，并禁止再版。激进的维新
派学者的有些活动虽则在夏季仍旧继续进行，但他们在湖南实现文化革新的
尝试结果以完全的失败告终。
湖南维新的失败当归因于运动后期的激进化表现。运动自始至终得到省
署当局的充分支持。这种特殊顺利的环境鼓舞了年青的激进分子，使他们产
生了强烈的希望，即首先在某地区、然后在全国实现剧烈的变法。激进化的
推动力是这种从省到中央的改革方式，它的榜样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
当时象长州和萨摩等封建领地在整个政治发展中起了带头作用，领导了日本
的民族复兴。然而，应用日本榜样的想法证明是考虑不周的。湖南省当局没
有象日本的长州和萨摩封建领主那样的独立力量。他们不能独立于中央政府
之外来实现广泛的地方改革。激进的维新派在没有自治的地区政权的支持
下，在地方上与强大的保守势力发生了冲突，结果使运动陷于停顿。
之所以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源盖出于清代的中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
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的不同。在德川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形态中，封建主义给
予日本的许多封建领地以很大的自治权，这就使它们有可能在远离中心的地
区成功地实行地区性的改革，作为以后全国规模政治改革的基础。然而，从
地区发展到中央的这种方式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清帝国，几乎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