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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他们也扮演费维恺恰切地称之为“文化掮客”的角色，为受教育的中
国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识。在这非宗教的活动方面，他们主要依靠
三种机构：学堂、民间团体和报纸。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两种机构作为
他们的文化活动工具，是特别重要的。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1 第11—14 页。
① 梁启超： 《西学书目表》，收在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1896 年，第9—1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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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7年这几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大，这一年建立了一个在中国人中间
普遍称它为广学会的组织。虽则广学会不完全是传教士创办的，但他们是创
立该会的发起人。在促进该机构的活动方面传教士提供了推动力，特别是在
1891年精力旺盛的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它的总干事之后。在他有力的
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下，这个组织不但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而且采用了
①
新的方法，首先致力于劝说中国的社会精英相信西方文化的价值。这种做
法被证明很有成效，对中国的社会精英的影响程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规
模传教活动在中国开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广学会在中国政府官员和士大夫
中的影响表现于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个兼有知识和政治目标的自愿联合
机构，广学会提供了一种组织的样板，对有意于改革的许多文人来说，它是
很合心意的。其次，广学会的知识影响体现在它的数量很大、内容多样的论
述西学和世界新近形势的译著中，其中包括如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和
《中东战纪本末》这样一些很著名的作品。
在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最流行的是《万国公报》。这种月刊的前身是美
国传教士林乐知在1868年创办的《教会新报》。1874年改称《万国公报》
以后，这个杂志不但变成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非宗教知识的工具，而且成
②
了社会批评和公共建议的论坛。 《教会新报》以它的倾向性和版式在当时
中国存在的报纸中独树一帜，因为那些报纸不是适合于通商口岸的商业界，
就是适合于教会的通讯交流。《万国公报》在1883年停刊，1889年由广学
会接办时复刊。林乐知仍是它的主笔，杂志仍然保持它原先的倾向性和版
式，致力于用文言文介绍西学和有关世界事务的最新情况。它的发行额在十
九世纪九十年代迅速增加，高达四千份左右。作为文化掮客，基督教传教士
终于能够使士林普遍受到他们的影响，其成绩是他们直到1890年为止在传
教活动中从未能取得的。①
《万国公报》对于维新时期思想激荡的贡献，应由它对当时中国文人的
影响的性质来加以估量。首先，使用报纸和杂志作评论社会与讨论公共事务
的工具，无疑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将要出现的、新型的社会政治性的中
国报业树立了榜样。其次，《万国公报》和广学会的其他出版物对于激发新
思想和新价值标准来说，也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酵素。当时的一份权威西学
书目列入了许多广学会出版物，特别把《万国公报》作为新知识的源泉加以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9—25、33—46 页。
② 贝内特和刘广京：《林乐知和初期的 （1868—1870 年）》，载费正清编：《在华的传教事业
和美国》，第159—196 页。又见贝内特编：《1868—1874 年研究指南》； 《1874—1883 年《
万国公报》研究指南》。1889 年后的英文名称是The review of the times 。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40—45 页。理查德·薛：《谭嗣同思想中的若干西方影响》，见科恩
等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第194—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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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介绍。诚然，传教士的思想影响并非自始至终都是明确的和直接的。因为
在《万国公报》和其他刊物提出关于公共事务的建议和开展社会评论时，传
教士通常都还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向中国的各种帝国制度提出挑战。可
是，他们在自己著作中介绍的社会政治消息和理想，经常隐含激进的东西，
使有志于改革的中国读者非常乐于引用和吸收。这样，传教士的出版物鼓动
政治改革的理想多于提供政治改革的内容。
另一发展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有志改革的中国学者所出版的政
治著作，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是宋育仁、陈虬、汤震、郑观应、陈炽和何启。
他们的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前此三十年的思想相比并无新意。他们对国家
富强的关心以及他们关于行政和教育改革、关于商业和工业的思想，要末与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多少流行过的类似思想相呼应，要末就是这些思想的
进一步发挥。即使是他们那些最大胆的，例如要求对科举制度大加改革的建
议，都早已在传教士的著作中概乎言之了。
然而，在政治思想领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维新派的著作有其特
色，他们和在此以前数十年中的那些人有肯定的区别。几乎所有维新派思想
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参政观念。这在他们提倡的议会制
以及他们中有些人所称的“君民共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主张在十
九世纪七十与八十年代的改良派思想中只是很肤浅地、含糊其词地被提了出
来，而现在却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诚然，他们所设想的参政仍是有限的。
宋育仁仍然模糊地设想以传统的方式来扩大皇帝与官员之间的联系。汤震、
陈炽和陈虬认为，“议院”成员应来自官员以及身为社会精英的士绅文人中
间。郑观应，特别是何启和胡礼垣，设想过一个有更广泛的人们参加的议院。
他们的参政思想仍然不是充分民主的，因为参政有地位和财产的限制；此
外，皇帝在制定所有政策时仍然是拥有大权的。这些改良主义思想家之所以
为参政划定框框，是因为他们多少都持有一种认识，即中国并不具备完全实
行民主的社会条件。①
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在君主立宪下的参政，与其说是目的，
不如说是一种手段，因为他们压倒一切的关心之事是在猖狂的帝国主义时代
如何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当他们研究西方国家强盛的秘密时，他们已不再
象过去那样着眼于技艺精巧和工商繁盛。此时他们发现，西方国家发展的关
键主要在于它们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壁垒，从而取得了共同意志
和集体行动的能力。据陈炽说，这种能力在西方的特殊发展应该归功于无与
② 陈启云：《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载《中国论文集》，16 （1962 年）第111—112 页。
① 宋育仁：《采风集》，见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第1 册第6、13—14 页。《戊戌变法》第1 册第
55—58、177—180、198—201、228、245—247 等页。参见伊斯特门：《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
义》，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7 期 （1968 年8 月）第695—7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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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伦比的议会制度，它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这样，随着这
些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出现，便开始形成了一种倾向，即把民主融化于民族主
义之中，并把民主仅仅看成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倾向在后来的近
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变得十分明显。
然而，并非所有要求改良的知识分子都是被这种把参政作为手段的观念
所左右的。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其著作在通商口岸广泛流行的何启
和胡礼垣，不但倾向于把民主看成是推动国家富强的手段，而且也就其内在
的意义来看待它的价值。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孟轲式的反对专制主义
的道德说教已发展成为对民权统治作为施政普遍原则的赞扬。按照这种观
点，传统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效率，而且还
②
由于缺少道德方面的合法性。无论是以道德为理由，或是以政治为理由，
重要的事实是，所有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愿意看到对中国
的政体朝着非正统的方向进行改组。
对于晚清的改良主义者来说，这种愿望是一个重要新起点的标志；在此
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都是以以下两个想法为依据的：一是假定传统政体具有
合法性；一是先假定只有在传统政治体制内才能实现适当的改革。现在它的
合法性受到了怀疑，那么就要在另外的基础上考虑组织政体的可能性了。用
当时的话来说，西学不仅是技艺之学，而且也是政治学的知识源泉。
和他们对传统国家制度的广泛批评相比，这些改良者一般还没有批评旧
秩序的信仰…思想基础 （即儒学），这是很有趣的。事实上，他们中间有些
人，如陈炽、陈虬，特别是宋育仁，不惮其烦地以保卫儒家和维护纲常名教
的正当性为己任。如陈炽就认为，在中国，和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结合在
一起的是健全的道德思想体系。对于大多数改良派来说，他们的政治改良主
义的激进性中隐藏着道德…思想方面的保守主义，因而使改良主义的激进程
度有所缓和。①
在这里何启和胡礼垣又可作为突出的例外。他们在香港写作，何启在那
里是一个兼有英国的法律和医学学位的头等公民，娶有英国妻子。许多改良
主义者对西方立宪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向往受到他们忠于儒学的感情的束
缚，而何、胡二人却不同，他们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立场上对传统的政体进行
无情的攻击，这反映了他们道德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激进程度。在他们的出版
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论战著作中，他们不但批评了独尊儒术的倾向，
而且对整个儒家经书是否适合中国这个国家的实际需要也表示疑问。他们的
激进观点几乎点名攻击儒家，并且到了公开向神圣化了的儒家“三纲”学说
进行挑战的程度。“三纲”学说要求人们必须遵行权威主义，把它当作国和
① 《戊戌变法》，第1 册第245 页。
②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卷5 第42—61 页。
① 宋育仁：《采风集》，第1 册第14、15、23、24、26 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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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组织原则，这和他们所承认的平等信仰背道而驰，因此，它作为国家和
社会的一个传于后世的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