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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对
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
一（约六万人对二万五千），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
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②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
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
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作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
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十五万到二十万名军队在
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
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
感到的内疚。①
（张书生译）
②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75—278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3—65
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 页。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90—108 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
第62、70—71 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 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
册第281—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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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背景——西方冲击的形势
在中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了思想的风云激荡过程，这不仅产生了
变法维新运动，也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的新时代的到来。诚然，这种激
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发展。在儒教
中，反对流行的汉学学风的反作用继续在中国学者中存在，对佛教和古代非
儒家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兴趣也重新出现了。然而，所有这些发展都或多或少
①
地是十九世纪初期已经开始的思想界变化的结果。 而使这些本国固有的发
展转变成思想激荡的原因，则是西方的扩张引起的变化。
这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是显而易见的一面，它表现为西方
国家强加给中国的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方面则是改造性质的，它表现为在与
西方接触时带给中国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可以看到这
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在1890年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但到1890
年帝国主义侵略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在中国蒙受被日本击败的羞辱后不
久，1895年初夏法国带头声称华南和西南为其“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开始
了“争夺租借地”的狂潮。在这一争夺的高潮中，德国占了胶州湾，俄国占
了旅顺口，这些行径使中国面临立即被分割的危险。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气
氛形成了，全国弥漫着被瓜分的恐惧。
这种情况是与西方对华的改造的影响（它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即已不
断地在起作用）的新发展同时出现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它的最明显后果无
疑是发生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社会经济变化。首先，西方的扩张在那里引起了
持续的累积的经济增长，结果，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场有密切关系的城市的
经济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代”部分。和这种经济发展有关的是，社会发
生了变化，产生了诸如买办、工资劳动者和城市无产阶级这样一些新的集
团。而且，由于各种西方制度的“示范影响”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长，
社会变动的过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发生，它逐渐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态度和信
仰，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方式。
尽管有这样地区性的变革，在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通商口岸。在这些小而孤立的土地之外，中国传统
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受的影响甚少。中国的绅士照样享有他们传统的上流社会
地位，仍是帝国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简言之，虽然西方的扩张在通商
口岸创造了一种新社会，但却不能把其改造的影响扩展到中国内地去。
然而，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十九世纪九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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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
扩展，为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
力。为了理解这些重要变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放眼纵观前此数十年内西方文
化对中国的冲击。
在1840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
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
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这是重要的然而经常被忽略了的事实。这个世纪中叶
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
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见第
三章）之中。在18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的渗透，
就思想的交流而言，收效甚少；但事实上，这种渗透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冲突，
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中国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
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
当人们回想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士大夫所受的教育仍然面向
科举制度和面向成为该制度基础的儒学时，那么他们不接受西方文明就不足
为奇了。西方长期未能对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产生影响，这件事本身既
深刻地反映了大多数中国士大夫思想上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而且也是造
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内在原因。
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冷淡态度能从几处看出来。1865年江南制造局
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是很有限的。据有人估计，从十九世纪
①
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译局卖出约13，000部译著。 中国公众对
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福泽谕吉
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250，000册（包括私印本）。
②这种冷淡态度还可以从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在1861到1894年之间开设的
现代学堂缺乏成绩一事得到证明，这些学堂原本计划提供西方语言、工艺知
识、军事训练和军事组织等方面的教育。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发生过大
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文人不愿进这些学堂。③
对这种思想上的隔绝状态，再也没有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西学在书
院课程中没有地位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这种状况也和十九世纪后期的
日本有明显的区别。一个在1870年到日本一所普通学校从事教学的美国人，
对于西学所占有的显著地位以及学校收集西方书籍的规模有深刻的印象。①
但如果他甚至在二十年后访问一所典型的中国书院时，他也几乎不能发现任
何表明西方影响的证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梁启超曾在广州两所著名
① 翦伯赞等编： 《戊戌变法》，第2 册第18 页。
② 这已由R。P。多尔等人所证实。
③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卷1 第93 页。
① 多尔：《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第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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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院学习过。无论在哪一个书院，他都未能发现西学的踪影；课程中传统
的儒学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广州的情况，而广州可能是西方影响比其他地区
更深的通商口岸城市。虽然有关研究清季书院的专著甚少，但已有的材料可
以证明，在1895年开始的教育改革以前，西学在书院的课程中总的说来是
被禁止的。②
更多的证据可以在一本教育书目中找到，此书是与张之洞同样杰出的一
位官僚学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出版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很流行。它根
本没有提及西学。当我们翻阅一下这个时期受尊敬的儒学学者如朱次琦、陈
澧、朱一新和王辏г说热说闹魇保不峋斓胤⑾郑堑淖⒁饬负跞�
都集中在传统的儒家学术上。所有这些记述在分散时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加在一起就可以说明，在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西方化了的通
商口岸和中国士大夫知识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
然而，经过数十年时间，这个鸿沟由于西方思想的缓慢渗透而开始被填
平了，结果使西方观念和价值标准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得到了广
泛的传播。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而来的是士大夫对这种传播
的态度的重大变化。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人对于西学仅有的一
点兴趣大部分集中在技术知识 （“艺”）上。但在该世纪末，如果我们可以
用当时流行的一本有关西学的中文文献目录来作判断的话，那末，中国学者
的注意力已转向西方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
等方面了。①
士绅文人日益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这使西方思想从中国文化的
外围向其中心渗透。这种渗透引起了西方思想和本国思想倾向的大融合，最
后产生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思想的风云激荡。当然，这种激荡之势只有
从普遍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的背景中才能理解，而这种愿望都是由帝国
主义不断增长的侵略所激起的。但是1895年以后的民族危机气氛只不过是
一种触媒剂，它促进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这类的发展之一是基督教传教士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知识传播活
动。在1860到1900年之间，新教和天主教这两种基督教教会的传教活动很
少成功。事实上，从中国士绅文人在十九世纪后期经常发生的反洋教事件中
扮演领导角色这一点看，基督教教士在填补他们与中国社会精英之间的文化
裂缝上似乎收效甚小。但是有些传教士并非单纯从事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宗教
代表，他们也扮演费维恺恰切地称之为“文化掮客”的角色，为受教育的中
国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识。在这非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