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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
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
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
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
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
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
②
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 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
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
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
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
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
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
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
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 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
仍能达到二百一十二万两。①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
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
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
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
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
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
“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
②
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 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
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
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
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
番”打了四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
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
①
内。清军的士气很低；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
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② 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 页注64。
① 《刘壮肃公奏议》，卷8 第21—22 页；参照第20 页。
② 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 页及以后诸页、252 页。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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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
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
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
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
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
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
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
县长。②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
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
③
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 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
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
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
政府所举的公债。④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
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
①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pany），
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
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
—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
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
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
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
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年6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
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
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
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
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耽心这些
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
的处分。②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6 第5 页；卷9 第17、23 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 年奏疏的批答，见卷9 第
23 页。
③ 《大清德宗实录》，卷276 第13—14 页。
④ 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 页表11。
① 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 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 第20 页。
②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 、44—46 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
223—235 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 第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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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
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
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
里集资一百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二
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十五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
①
内，台北和新竹之间四十二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 它的起步是缓慢
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
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
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
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
②
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
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
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
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
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
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
了态度。③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
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
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
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
①
培训出许多将领来。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
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
① 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 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 第77—78
页。
② 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 年》，第1 部分第
227—228 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 页。
③ 米契耶： 《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 页、309—310 页。《洋务运动》，第3 册第552 页。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 （1976 年4 月）第319—320
页。
① 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 页注18、341 页注36。毕乃德：《中国最初
的官办洋学堂》，第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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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
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
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六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
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
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 （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
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至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一千五百名士官
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②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
在十三至十六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
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四十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