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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 第10—11 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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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道丁日昌马上设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兹坦利取代了他。英国领事坚持应任
命一位英国现役军官，但被驻北京的公使馆驳回。文兹坦利的为人通情达理
而小心谨慎，但他缺乏足够的权威，他的平庸的洋员教官们也未能获得士兵
的爱戴。至于勇营军官们的行为则很遭人非议。虽然哨官们在阅兵和显示军
容时总是在场，但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实际训练。不仅如此，他们和他们的上
司还在发饷之日从各哨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五十块墨西哥鹰洋以
中饱私囊。文兹坦利很赞赏士兵们在步兵、榴弹炮和火箭炮训练中的熟练动
作。但是，与八旗军和绿营兵中的情况一样，凤凰山勇营的许多官兵也都有
①
鸦片烟瘾。士兵们还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 他们不时对外国人表示不满：
训练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响而被搁置了起来。但在恢
复了例行训练以后，士兵的愤怒又转向腐败的勇营长官，这表明勇营制度官
兵的融洽关系还是存在着局限性的。由于军官滥用权力，包括一位营官施行
②
过不公正的惩罚，1872年爆发了两次兵变。1873年5月，在经过了九年并
且花费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之后，这个计划突被停止执行，尽管英国领
事提出过强烈抗议。凤凰山曾被一英国军官形容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位
于英国的汉普郡，为著名的陆军训练营地——译注）”，事实上那里从来没
有训练军官的计划，不过它确实训练出了一大批淮军士兵来使用现代武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清军确已获得了在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镇压
叛乱的能力。但他们是否能够对付沿海的外国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够对付西
北或中亚那些艰险地带的叛乱，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①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 第8 页。FO （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 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
年11 月20 日及1870 年1 月13 日）。
② FO228 ：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 年1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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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
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
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
…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
部，云南的回民叛乱 （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
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
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
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
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
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
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
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
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
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
①
子纲，夫为妻纲）。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
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
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
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
②
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这种反回民的法律
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
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
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
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
常左袒汉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
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
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
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
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
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
① 特别见金天柱： 《清真释疑》，第1、4 — 5、17、19—21、25—28 页。
②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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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
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 （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
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
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1832—1891年）率领，
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
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①
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1794—1874年）的
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
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
（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
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
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
①
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马德新曾在1863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
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
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
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
了脚跟。1867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
龙 （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
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年2月到达叛
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
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
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
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
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
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
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
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
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
1871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
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
1872年4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
①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36—184 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
节者》，载 《中国论文集》，20 期 （1966 年）第86—118 页。
① 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 第15—24、36—40 页；卷2 第1 — 2页。王树槐：《咸同
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 页。
② 黄家谟： 《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 、88—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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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杜
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
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①
陕西和甘肃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
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
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
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
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
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两省作
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而且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
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
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
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
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可
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
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象纳赫什
班迪教派和哈迪里
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它们的谢赫们宣称
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kirāmāt），象治
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wal
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