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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义。许多人相信一句古
③
老的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外国人被称为“鬼子”，被
比作禽兽，认为他们杀害中国人是为了炼丹术和巫术的种种目的。为了制止
这种野蛮行为，醇亲王 （奕䜣）在1869年提出了驱逐夷人的六点计划。当
他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实现以后，便在1874年上奏朝廷，主张摒弃一切
外国事物。他建议，朝廷应向人民以身作则，率先摒弃无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为这种从感情上憎恨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行动作出了表率。1867年
他坚决辞谢了总理衙门的职务。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坠马。以这种所谓的
受伤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虽然朝廷几次延长他的病假，倭仁坚持说还是
不能走路。但是在他被获准辞职以后，他的伤势突然完全“痊愈”。类似的
例子还有邓承修，他在1884年也被任命到总理衙门工作。他立即谢绝这个
职务，声称他对夷务一窍不通。相反，他请求皇上给他委派一个军务，因为
他宁愿战死疆场。徐桐的行为为这种荒谬的排外主义提供了又一个活见证。
据说，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他说他宁愿让他的国家残破，也不愿它改革。
因此毫不奇怪，他后来成了应该对爆发义和团运动负责的主要煽动者之一。
①1900年义和团的大屠杀使中国长期仇外的历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拳民
因为排外，他们反对使用西洋武器，宁愿使用传统的刀矛。
主战的对外政策观点
排外主义的另一形式是主战。不负责任的主战论曾经十分盛行于南宋时
期（1127—1279年），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着自己
的文明被毁灭的可能性。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的军事现实主
义和唐朝（618—907年）的世界主义精神让位给保守的主战精神了。这个传
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再度抬头。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国、法国或日本作
①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 页。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
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8 — 9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6—14 页。
②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148—149 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355 页。
① 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14 期 （1960 年）
第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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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这种态度使人联想起南宋时期这类人物的“空洞的主战论”，他们只会
挥动笔杆子，但毫无实战知识。
晚清时期的主战精神部分地是出于知识界对1840年、1860年和1884年
几次战争的愤怒。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奏称：“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
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
今。”当 1860年中国与英法联军作战时，北京许多官员都鼓吹主战政策。
全庆提出中国军队应该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时进攻外国军舰；薛书堂则列
举了中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五个原因。许多亲王和高级官员请求皇帝亲自
指导这场战争。胜保将军设想得更简单。天朝没有理由屈服，因为朝廷可以
干脆地拒绝外国人的所有要求。如果西方坚持其要求，皇上只要一声令下，
他的部将便会捉拿夷兵，杀死夷官。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在沿海被
战败，它应该从北京迁都陕西，以便继续进行战争。①
1870年天津教案期间，京城许多官员，特别是御史和六部的少壮派官员
都主战精神十足。他们坚持说，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当地情形，应该允许
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战。用精神力量武装起来并且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人
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西方的海船和大炮。醇亲王认为，中国能够轻易地
战胜外国人，因为地方部队可以对付少数西方军舰发动的进攻，而中央政府
则能够粉碎外国人的主力攻势。②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战精神，但它
直到七十年代才活跃起来，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活跃团体，即坚定
不移地鼓吹主战的对外政策的“清流党”。当务实的改革派强调中国的物质
力量软弱时，这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则强调中国的道德
力量。他们的领袖是有势力的保守派、军机大臣和皇帝的师傅李鸿藻（1820
—1897年），如郭嵩焘所指出，此人在八十年代初期主张同时在东部与日本
作战，又在西部与法国作战。③
张之洞是这个团体的著名成员。在七十年代末的伊犁危机期间，他极力
敦促朝廷对俄国采取强硬的战斗立场。在列举了应拒绝1879年崇厚签订的
条约 （见第二章）的十点理由以后，他力主积极进行战备，包括召募西方雇
佣兵。当1883年中法战争在沿海地带迫在眉睫时，张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
打消顾虑，准备作战，即使中国军事力量不如法国也在所不惜。为什么？他
①
指出，因为“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同样地，清流党的其他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5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1 第48、56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 第1—12、26 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889 页。关于这个官僚团体的总的看法，见郝延平：《清流党
（1875—1884 年）研究》，载《中国论文集》，第16 期 （1962 年）第40—65 页。
① 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见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第4 册第518—519 页。关于张之洞对伊犁危
机的观点，见李宗侗和刘凤翰： 《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 第252 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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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如张佩纶、邓承修、陈宝琛、黄体芳、吴大澂、盛昱、刘恩溥和李慈铭
也拥护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采取主战的行动路线，特别对俄国、日本和法国
更应如此。他们藐视俄国的落后，法国的软弱，日本的贫穷。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这些主战的“清流党人”相同的观点。例如，八十
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类观点评议过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断言，上策是同夷
人进行总体战，完全消灭他们；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势。他继续说
道，至于模仿夷人，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政策。他进一步阐述了进行战争的详
细的军事战略。例如，中国军队决不应该大规模集结，以避免夷人强大炮火
的攻击。但是，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国情况，所以他的军事建议大部分远
离实际。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他建议中国应该在沿海地区开挖沟渠，
以阻止西方骑兵的流窜。②
应该承认，主战派观点并不曾始终占上风，何况中国又不是在对外战争
中的胜利者。而且某些主战论者如张佩纶和吴大澂都在战场上出了丑。然而
主战的保守派必须对清廷之赞助不现实的政策和感情用事这一情况负主要
责任。归根到底，他们促成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战争爆发。如果
不否认朝廷政策中这个有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会认识到它的主战
政策背后的本能和心理。
坚持文化主义
除排外主义以外，中国对外政策的观点也同样受到士大夫们在思想上强
烈地尊奉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正统——的影响。曾国藩在其声讨太平天
国的著名檄文中，号召当世文人学士们与他一道保卫孔孟传统的中国文化遗
产。清廷为了力图使政教合一的体制永世勿替，也强调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来
提倡儒术。正是这种文化意识，给1898年湖南反对改良的运动提供了支持
（见第五章）。
这种文化意识表现在保守派对外交的看法上。王辏г嗽诨裣す造獬鍪埂�
伦敦以后，于 1876年致函郭嵩焘，建议他把孔子学说传播到英国，因为英
国尚无儒家学者赏光过。同样，一位著名的翰林怀疑曾纪泽的外交能力，因
①
为曾纪泽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 那么，为什么儒家学说与对外政策的
观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虽然儒家学说包含种种复杂思想，但是其中两种
思想特别与这个问题有关。
华夷之辨
第43 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29—30 、41 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7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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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明华夷之辨。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国文明的
标准来考虑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只有文明和野蛮，凡非文明就是野蛮。文
②
明实际上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 因此，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文
明社会的本身。孔子在论及齐国著名宰相管仲时，他的头脑里就有华夷之辨
的概念。虽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轻视管仲，但他赞誉管仲保卫中国文明使之免
①
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清初爱国主义者王夫
之即以此观点发议论说，汉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换代，而蒙古之灭宋则意味
着尧舜禹汤等儒家圣贤教导所体现的文明本身的毁灭。②
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某些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称夷狄为不行仁义，
不遵圣化的人。中国人关于蛮夷的这种概念，其源盖出于中国与其北边诸游
牧民族的长期冲突的经验。这些亚洲腹地的民族被认为贪诈和反复无常。由
于这是中国与西方发生关系时的背景，所以大多数士绅也把西方人当作蛮夷
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王炳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清政府在六十年代招
募外国军官打太平军与捻军时，王炳燮称这是“回纥助顺”，即比之于八世
纪中叶回纥人帮助唐朝镇压安禄山叛乱之事。由于同样原因，李慈铭在评论
1870年天津教案时写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象十至十二世纪中国和蛮夷
之间的关系一样，那时宋朝正面临着北方夷狄辽国的威胁。③
这种视西人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对建立总理衙门的活动中表现
得特别明显。清廷在 1861年以前没有设立外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