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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谓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表示，军事技术之取得常常要以牺牲文化和良
好的吏治为代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指出中国北边诸蛮族虽有强大骑
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无力组成一个国家。①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 册第134、277—283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
第25 页；卷79 第1 — 2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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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则强调儒
家的道德原则，所以是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他们顽固地主张，中国应该特
别重视儒家礼、义、廉、耻的古训。实际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
们继续说，如果鼓励儒学之士向夷人学习，他们就会寡廉鲜耻。归根到底，
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耻和无爱国心，对中国将没有用处，不管
②
他们多么精通西法。 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响深而且远。相反，
他们认为功利之见是皮相之谈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绪皇帝的师傅之一
翁同龢经常向这位年轻的国君讲论义利之别的意义，这就不足为怪了。义利
之别一讲，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反对各种自强计划，特别在
1889年反对铺设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的计划。③
保守派提出了为什么中国不需要从事洋务的另外一些原因。他们坚持
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学习。他们问道，为
什么在十九世纪中国就必须模仿西方才能富强呢？此外，他们还断言，即令
中国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学习。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这方面最优秀的专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
国内部寻找这样的人才。①
在某些士大夫看来，西方的好东西对中国不一定有用，因为每个社会的
条件不同，价值各异。人口悬殊便是这样一个差别。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
劳动力的短缺，故需要机器。把机器引进人口过剩的中国，只会加重失业。
另一个例子是铁路。建筑铁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该国的军事力量如何。西
方因为强盛，故能够利用铁路迅速进行运输。中国因为在战时不能保卫自己
的铁路，反而会因有铁路而吃苦头，因为敌人会利用铁路，以便于他们在中
国调动军队。②
排外的绅士进一步争辩说，中国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学习，即使它需要进
行这种学习也不行。例如，军事知识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故不能与其他国
家分享。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说道，夷人终是狡诈之徒，绝对不
能相信他们会真心实意把军事技术教给中国。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也不会
把它最好的武器卖给中国。著名学者俞樾和曾经入过李鸿章幕的王炳燮也有
同样的见解。他们坚决认为，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和陈旧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自取败亡。另一位学者李元度写道，只有决心才
能制服狡诈，只有果断才能挫败阴谋；但是决不能指望学生以计谋胜过先
② 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 期 （1971 年）第257—270 页，特别
是第260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40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7、1580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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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③
某些保守派大胆地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著名湖南学者王辏г诵础�
道，蒸汽动力的军舰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断煤的供应，军舰也就无用
了。此外，它们在内河不大灵活，在陆战中完全无用。同样，火炮必须轻巧
和机动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难于移动。他们说，在昌明盛世，
中国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这些无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财政拮据时，它千
万不能为此浪费金钱。
儒家关于宇宙的神话是设想天人之间互相起作用。保守派声称，引进采
矿、铁路、电报线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会违反包括“风水”——它对
五谷的生长和人们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内的宇宙的常态。因此，他们常常
引证异常的天文现象（例如彗星），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世的某种不祥之事的
示警。他们还断言，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地震和火灾，是上天具体暗示
有条理的风水力量受到了妨碍和干扰。①
他们进一步断言，虽然西方技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益，但它的缺点远
远超过它的优点。举例来说，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归根到底是有害的，因
为它会迅速耗尽在供应上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七十年代，江西巡抚刘秉璋
以这个理由来反对现代采矿业。另一些人则集中注意力于社会政治问题。例
如，王炳燮声称，引进西方技艺会加深社会上的不公道，因为富者采用机器
会愈富，而贫者由于失业会愈贫。②
这种社会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数人的政治后果。京师及地方上的各
级官员，如军机大臣翁同龢、掌印御史屠仁守、巡抚王文韶和候补知府杨廷
熙都指出有发生政治暴乱的可能性。在失业者中间，弱者将成为窃贼，强者
将流为盗匪和叛乱分子。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本来动机在于为中国谋利益
的“洋务”活动，将导致公开的叛乱。光绪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就
这样与前辈理学家吴廷栋（1873年去世）的观点合拍了：唯利是图的活动的
结果是绝无丝毫利益可言的。①
对帝国主义的畏惧
中国人的排外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许多
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镛和政治谋士王炳燮与薛福成认为，西方人正在采用“蚕
食”政策。但是，在外国人能够把中国夷为殖民地以前，他们将首先从经济
上剥削它，搅乱它的社会秩序，干扰它的法律程序，最后使它道德沦丧。按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29 页。吕实
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 页。
① 王辏г耍骸断骁猜ノ募罚�2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 第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 第29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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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们的意见，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国的地理和社会情况，以
便进行他们的政治侵略。他们问道，如其不然，外国传教士为什么不以在他
们自己国家里敬拜上帝为满足呢？他们坚持说，西方从政治上对中国的蚕食
是逐步的，不过是坚定的。例如，南京条约还没有提到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问
题，在十六年后的天津条约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他们在六十年代推论说，
西方列强在以后续修条约期间将会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谋求更多的特权。
中国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决不限于沿海地带，内地广泛散布的反基督
教告白明显地证实了这种情况。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
在西方扩张主义浪潮中的惨痛命运，从而悲叹中国将很快步其后尘。六十和
七十年代在四川和广西也发现过这类告白。
外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傲慢态度与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为，进一
步加剧了这种排外情绪。1880年某些官员向北京提出请求，中国应该制止外
国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筑，他们坚持说这种房屋将会用于军事情报目的。
1887年重庆一地方绅士指责一位法国主教建筑堡垒式的教堂和过着与中国
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使得形势更加恶化的是，外国人的这些活动和特权常
常得到炮舰外交——这种外交本来就加强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的支
持。西方列强这样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开明的高
级官员也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排外的知识分子坚决认为，外国人在“榨取”中国经济和向中国人民进
行思想灌输以后，最终会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国人推翻中国政府，把中国一口
吞掉。这样，中国便会遭受与爪哇和菲律宾一样的命运。他们指出，通商口
岸亲西方的中国商人与外国人合谋逃税，而已经拒绝给孔庙交纳自己一份维
修费的中国基督教徒，将很快拒纳任何赋税了。王炳燮担心，中国教徒因为
要首先忠于他们的宗教领袖，会不忠于天子，从而不服从中国法律。①
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怂恿叛乱活动。这是十七世纪
中叶以来的一个老话题，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时编成。1724
年当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后，许多人已开始把它与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
莲教联系了起来（见上卷第三章）。1845年，即取消禁令以后一年，闽浙总
督刘韵珂还提请朝廷注意这个问题。②
另一些知识分子如王炳燮和陈宝琛坚持说，正如汉代的太平道促进了黄
巾叛乱和白莲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强大的反王朝势力一样，基督教也
将导致中国产生更多的内部骚乱。在这些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看来，在基督
教的某些教义对太平军叛乱运动的思想意识产生巨大影响时，这个宗教的邪
① 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 年》，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历史学报》，第3 期 （1975 年2 月）第148 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 年》，第
130 页。
②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6 册第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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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质便明显无误地表现出来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人还广泛地把基督教
与反王朝的秘密会党等同起来。正如王炳燮所认为的那样，随着基督教的传
播，国内骚乱的种子也被播下了。①
因此，排外人士呼吁中国应尽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如果中国继续允
许外国人滞留下去，局势会很快不可收拾，虽圣人也无能为力。从这种观点
来看，反传教士运动是个吉兆，因为它表明中国人的政治觉悟仍然很高。他
们预言，没有这种排外骚乱之日，就是中国完全屈服之时。②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义。许多人相信一句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