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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巴尔干，在那里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倾轧不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
忙于布景。日本此时在南满站稳了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
整。不过在1905年，把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 （虽然有日本和俄国的
特权的约束）这件事仍使中国保住了满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
施以结束满洲——满洲人的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
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
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后来成
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
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
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
推动力。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
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况。
（王瓘译）
① 关于满洲的地位及其改组的细节，参见罗伯特·H。G。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52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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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①
引言：对外关系的传统观点
十九世纪末入侵中国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们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
都更广泛的记载。胜利毕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报道。西方的图书馆和档案
馆中现时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
章和书籍，对于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的开拓和影响，从许多方面作了记载。
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国人除了讲述一些海外奇谈、恐惧和灾难外，就没
有什么其他记载了。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
历史。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
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
下来留给后世。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
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
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
另外，清代中国对待西方关系的观念，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来自与中
国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区的满人所特有的某些考虑的影响。例如，满洲的经济
本来是以渔猎和畜牧业相混合为基础的半游牧业，这与中国定居的和农业的
经济根本不同。因此，满人在战略上特别重视与满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
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游牧社会。虽然从海上来的西方冲击对于任何一个中
国朝代都会是严重的挑战，但因满人专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区，这便妨碍他
们努力去对付从东南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此外，满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汉人。
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整个期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汉人的
差别。满人因为是异族，所以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
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相反，他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流逝，由于满人渐渐汉化，这种满人特征便日益
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在十七世纪已经日益采用传统的汉人…儒家制度；而
在雍正1722年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汉化加速了。这种倾向在乾隆1793年
给英国国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驻
①
在中国国内，并且告诉英国人，我们是“无所不有”的。因此，十九世纪
满人在对付西方入侵问题时极力依靠中国的文化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到1800年，满人已坚定地采取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点。中国人所建立
的这种世界制度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许多世纪中精心制定和流
②
传下来的一整套思想和惯例。 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统治天下 （天下一辞常常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 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关于这种世界观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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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指包括中国外部任何地方的整个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在中国人看
来，中国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更不是“远东”的一部分；它是指体现文明本
身的中心王国。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这一事实：中国幅员辽阔，
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又资源丰富；这一切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
心。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关系便被染上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和中国人
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
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诸原则的扩大。因此，中国对外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国
的社会和国家一样。在理论上，中国的世界观在几个方面必然是等级制度
的：中国是内部的，又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
低贱。同时，关于无所不包和一视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作为天下之主，
应该对所有的人宽厚，以示“王者无外”之意。这样一来，便应该采取一视
同仁的政策。所有外国人，不分远近，应一律平等对待。在理论上，非中国
人被指望通过谒见天子时遵守适当的礼仪，来加入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实
践便是外国人所称的朝贡制度。
当然，中国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非中
国人拒绝遵守这种制度，便可能采用强制手段。的确，在古典的儒家传统中
很容易发现尚武精神。《左传》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道：“德以柔中国，
①
刑以威四夷”。后世诸朝代继续保持这种好战态度，明朝永乐帝想把当时
已知的整个世界纳入中国体系，这一雄心勃勃的决心便是明证。在没有战争
的时候，要务是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检查分析的结果，以便弄清对方的力
量和意图，这与古代论兵法的经典著作《孙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是一致的。
但是，《孙子》紧接着又说，百战百胜，不是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的
兵，才是善之善者。实际上，在中国与非中国种族集团关系的漫长历史中，
和平主义一般都占上风，因为不注重肉体的强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儒
①
家的传统之中。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孟子更深一层地宣称：
②
“故善战者，服上刑”。前面一句话是形成中国绥靖政策的术语“怀柔远
人”的依据，同时，在与强大的“蛮夷”打交道时则往往兼用“羁縻”政策。
（十九世纪中叶条约制度初期的几十年便可作如是观。）汉、唐时代，儒家
文人学士常常警告说，军事扩张会把国力和民力耗尽。这种和平的对外政策
是中国从汉代以来重文治、轻武功的这种既定制度的反映。虽然总的说来，
儒家的传统在对外政策上侧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这决不是只顾一面的。
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196 页。
① 《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409 页。
② 《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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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态度表现在1840至1895年间中国对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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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反应和惰性，1840—1860年
传统的经世之学和新的战略性建议
十九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新感兴趣的现象。这种思想学派强
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义的理想。一方面，它反
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它轻视考据学的做法，
认为它迂腐而无用。这个学派在十七世纪曾一度繁荣，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
镇压文人阶级的政策，到十八世纪被经院学派所取代了。③
经世学派在十九世纪的重新抬头，有今文经学派的复苏可资证明；今文
经学派强调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实际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安宁与繁荣
的道义责任感。这一思想复兴中的一个重要学者是江苏武进的庄存与（1719
—1788年）。通过从他学习经书的外孙刘逢禄 （1776—1829年），经世学
派得到了势头，因为刘逢禄对十九世纪初期一批年轻学者有直接和间接的影
响。这批年轻学者包括多产作家龚自珍和包世臣、边界问题专家姚莹和萧令
裕。这批人中还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则徐和黄爵滋，以及后来
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改革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这批
人中，魏源和龚自珍同刘逢禄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叙言中，魏源阐明了经世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强
调现在和强调致用的重要性。这时候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什么？在十九世纪最
初几十年，经世派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局问题，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
清朝的逐渐衰落造成的，而具体地说是由于白莲教叛乱而引起的（见上卷第
三章）。这些问题涉及镇压叛乱的方法和漕运与盐税的全面改革。当叛乱接
近尾声时，经世派学者日益注意边疆问题，特别是亚洲腹地的边疆问题。这
方面的恰当例子是魏源（1794—1857年），他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对边疆问
题感兴趣了。1830年，他计划与杨芳将军亲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
他为错过这次机会而遗恨终生。但是，他继续研究北方边疆，至少完成了八
①
部研究著作。 另外一些经世派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张穆
与何秋涛，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纪泽与张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确实常常令人忧虑。十六世纪中…日海盗船只在沿海一带的
骚扰以及十七世纪台湾国姓爷的武力威胁，都是使人烦恼的，可是在十九世
纪中叶以前，中国最为关心的却是亚洲腹地边疆上的事务。但是，随着西方
从东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国经世派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