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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
①
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 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
面的出路。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
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
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俄
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
为九百万卢布 （约合五百万两白银）。这些条款全都载于1881年2月24日
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
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
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发清议的文
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
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
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
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
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
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①
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
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安南古称越
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
年——即汉武帝时 （公元前140—87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
唐代 （公元618—907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
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
个重要的朝贡国。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35—236 页。这些汉学家包括V。瓦西里耶夫、M。I。维纽
科夫和V。拉德洛夫。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89—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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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
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
试失败了，但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1788年旧
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
家。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
和本国教徒。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
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
越轨之徒。1862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四百万美元，同时获
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
部三个省。1874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
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
权。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时
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
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1874年的条约。①
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
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
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
黑旗军——给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
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
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
法国开战。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
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
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
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
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
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
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
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
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
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 （公元1090—1155年）。①
① 关于法国进行活动的详情，可看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第十六章。
① 伊斯特门： 《十九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第4 期 （1965 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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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
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
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
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一）他们欺软怕硬。中国
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
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 （二）
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
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三）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
（四）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
战。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
②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
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
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
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
法国公使进行谈判。第一次达成的协议规定安南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
国，但巴黎反对，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来安南。由于中国军队在东京吃了败
仗，同时又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亲王和其他
四名军机大臣之职，并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
上校福禄诺于1884年达成协议，它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所签订的全部
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应允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
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这一协定
激起了清流党的忿懑，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的奏疏。处
于困境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李…福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日期奏报
朝廷。①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
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
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国
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
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船舰
袭击福州，在一小时内沉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
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率先脱逃。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致使北
京还以为中国曾在这场海战中取胜，可是后来弄清真相后张佩纶被充边，清
廷则向法国正式宣战。
第604—605 页。
②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 册第1070—1071 页。
① 伊斯特门： 《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 —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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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决
慈禧太后从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个月的战争，到12月份她
由于以下几件事而心烦意乱，最后又产生了动摇：东京战局的胜负难料，法
国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法国有阻挠中国南方漕运的企图。预期英、德两国的
援助并未兑现；同时还出现了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发动侵
略的威胁。法国也同样希冀和平，因为法国的政局的不稳和打远距离战争的
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胜负担。赫德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
旋和平，加上法国在谅山大败，这些事实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争取和平
的机会，也对法国的好战精神泼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方驻
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一切条约，法国
则将撤走在台湾和澎湖的军队。中国不付赔款，但它为战争花费了一亿多两
白银，并欠债约两千万两。①
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
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舰队和马
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二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
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实际，因此它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安南的丧失标志着经营了二十年之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政治和
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使这个国家强盛得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
的软弱无力诱使英国起而效尤法国，于1885年入侵缅甸，使缅甸脱离了中
国。1886年它迫使中国订约让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条约允许缅甸继
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
属国朝鲜的命运，现在也跟着处于千钧一发之势。
① 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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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朝鲜被中国人看成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