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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不足的状况感
到惊慌。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还是这样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
则更难对付将来的麻烦。”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
只的海军，编为三个海军中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他们认为
徐 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 年》，第18—22 页。
② 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 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07、210—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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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威胁比俄国的更为直接。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
取消新疆之役的计划，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
海防派的论据有五： （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
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 （2）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
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 （3）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
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
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
以待他日大举的一项明智办法。
另有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他们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
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
续前进，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俄国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
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
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
喻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
强调说，西方列强通常为了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
外，还有领土要求。
边防论者也提出了五点论据： （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
着屏障北京的蒙古； （2）西方列强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
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主要的威胁； （3）不应将边防军费转用于沿海防务，
因为对沿海防务已经拨给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
放弃； （5）象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左宗棠警告
说，如果现在中辍此役，就会招致外国人对新疆的统治。①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还未有
直接的纠纷，新疆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叛乱，同时伊犁为俄国人所占据。因此，
虽然没有放弃办海军的计划，清廷却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
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为准备这次战役而殚精竭力，最后采取了“缓进速战”的策略。
到1876年初他已作好了出击的准备，3月间便移节肃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
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
越来越惊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同时
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比在伦敦进行
的讨论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彻底失败，于1877年5月29日自杀身死。他的
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阋墙之争使一切抵抗归于无效。到1877年底，除
了伊犁这块小飞地仍为俄国人占领外，整个新疆已被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新疆的统治权，中国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
① 徐中约：《1874 年中国的海防与边防政策大论战》，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5 （1965 年）第212—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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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但是，由于驻北京的俄国公使一再拖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理衙
门便责成它新近派驻在俄国的公使馆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
崇厚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也就是说这个使节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崇厚和里瓦几亚条约
俄国人决心要从伊犁局势中捞取最大好处。俄国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
和乌拉尔的工、商业者的压力，他们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肃和陕西的新商
路；这些地方还没有英、美的货物和竞争。这种贸易前景以及在中国西部（这
里盛产贵重金属）的采矿权，据说足以解除1873—1876年间业已明显暴露
的俄国经济危机。在陆军大臣的指导下，一个制定俄国对华政策的特别委员
会组成。它决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交还伊犁的代价：俄国商队有权进入中国
的内地；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给俄国；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
他几条要求。不过考夫曼将军索赔一笔巨款以抵偿中亚铁路建筑费用的建议
还是被否决了。纳
崇厚（1826—1893年）是一个颟顸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全
然没有准备。他抵达圣彼得堡时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
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迎显然把他弄得晕头转向，失去了
戒备。此外，他看来还有点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急于回国以料理紧
迫的家务。崇厚匆匆地就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
实际上却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
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它使俄国得到五百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
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满洲的伯都讷。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
时，惊讶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荒谬地回电说该条约
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条约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
日他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用这种方式将伊犁交还中
国还不如不交还为好。左宗棠则担心他辛苦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
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
①
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另一方面，李鸿章无论是对新疆
的战事，或是对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评一
下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将它撤销，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
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②
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战雪耻之心，毫不计
纳 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27、231—23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 第38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卷17 第16—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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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家是否有备。无数奏疏象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和撤销条约。这些
奏议中的佳作是年轻的詹事府洗马张之洞 （1837—1909年）所呈，他奏称：
“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然臣以为不足惧
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
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纵然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因为张之洞说出了
士子文人和官员们心里的话，他马上便出了名。③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
出使俄国重新商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判处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
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外交官同
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闻。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给慈禧太后写
信求情，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
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国对这局部的让步仍表不满，声称只要崇厚
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与曾侯谈判。
被中国的行动所激怒的俄国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
力。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耽心俄国海军在沿海发动进攻，来配合从西
伯利亚派兵通过满洲直逼北京的行动。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士大夫
的激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
廷起用了几名有平定太平军战功的湘军军官充任要职，另外又通过赫德请戈
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过前常胜军的首领，自1880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
但是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不料两天以后就收到赫德
的邀请电。戈登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和李鸿章会见以后表示同意李的
看法，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
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他
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
这种直言无隐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是不受欢迎的，但戈登却立论有
据，认为战争不可取。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
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时刻并不是没有朋友的。①
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
备。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
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
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8 第18—22 页，1880 年1 月16 日。关于张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尔斯：
《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见贝斯：《1895—1905 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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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
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清廷命令
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
1876—1877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
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
爆发革命，同时耽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
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