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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贝斯的《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
争执问题》一书论述了这位政治家对民族主义和维新运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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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晚清时期中国的商人事实上也与其它时期的商人一样，只留下了他们的
少量珍贵的活动记载。研究那些参与近代企业的人们的最好资料，仍然是已
出版的如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等高官显宦的著作。买办兼工业家徐润的
杰出著作《徐愚斋自叙年谱》详述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的几个企
业，此书依然是珍贵的资料。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财政革新
者胡光墉》一书最多只能说是不完整的，它只论述了胡光墉一段时期的活
动。关于许多商人的统计数字，如他们所拥有的公司、投资数、捐纳情况以
及对商会的服务等，均收录在晚清政府出版的两部资料集子中：农工商部统
计处编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1909年，6册）和《第二次》（1910
年，5册）。
与主要官僚兼企业家有关的文献和研究作品则要丰富得多。盛宣怀的文
章收于《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和《盛宣怀未刊信稿》中。费维恺的《中国
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首次对官方参与近代工业以及在关
键性的初创阶段如何影响中国工业的发展作了系统研究。两本专例研究著作
是卡尔森的《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和全汉＿的《汉冶萍公司史略》。
张謇办工业的事迹也同样有很好的文献记载，因为有他自己的著作《张
季子九录》和《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他儿子张孝若为他写的
长篇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另外还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
《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年》。
但是，官僚企业家所记有关他们参与工业的文献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
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为了获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们应富于创
造性地利用当时的社会小说，如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此书已有刘师舜的节译本。
郑观应是一个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言论的商人。他的 《盛世危言后编》
与他的短一些的政论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较起来不大为人所知，但《后编》
不只是广泛地论述了他办的几个企业，而且也表述了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的看法。此时阐发商人看法的另一种资料是《香港华字日报》，它从
1864办至1940年，原每两天一期，后改为日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从公司
行号的档案中汇编了几种资料，每一种都论述了一个开办于清末的重要的
工、商企业。其中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丰纱
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对个别公司的记载加以补充的有几部关于某一工业的大型文献汇编，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和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
路史资料，1863—1911年》。有关近代工业发展的总情况，可见前引孙毓棠
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两卷本）；汪敬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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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辑，1895—1914年》（两卷本）；还有一套丛书，书名相同，未附
日期，该书由陈真和姚洛编辑，标上第一辑和第三辑，每辑两卷，分别于1957
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这些文献不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
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传、当时西方报道的译文、行号报告和各种各类的记
载。
中国大陆史学家的这些汇编虽然只罗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见到的记述，却
大大增加了那些组织中国近代初期企业的人物和机构的资料。它们也对近年
来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写大有助益，例如：费维恺为本卷撰写的一章和
他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
史考察》一书中）；琼斯的两篇文章，即《宁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钱
庄》 （载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
势力》 （载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以及陈锦
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
最后，还要说一下近来历史学对中国商人的看法的变化。许多学者已开
始不重视老一套的说法，即中国商人阶级受冷酷无情的中国官僚老爷的压
迫。反之，他们现在认为，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痛痒相关甚至休戚与共的
利害关系，起码在清末是如此。对于这种新观点，可见杨联陞的《传统中国
政府对城市商人的控制》 （载《清华学报》〔1970年第8卷第1—2期〕第
186—209页）、梅茨格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和商业》（载《亚非研究》〔1970
年第6期〕第23—46页）、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和威尔莫特
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对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运动或者希望更广泛地了解整个革命的非
专家来说，可以先看两本书，它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
革命最初几年的情况：一本是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它记
述了1905年以前的孙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一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
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变化》。詹森的 《日本人和孙中山》和K。S。
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书完成了对孙中山的生平和这次革命运动湖南
部分的概述。关于广东和湖南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细节可见罗兹的《中国
的共和革命在广东》和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兰金的《1902—
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一书研究的是革命运动具有鲜明特征的
另一个地区，并且还弥补了社会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的缺口。后一题目还在
伯纳尔的 《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
子与辛亥革命》中有所论述。另一些有用的书包括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
命》，此书对黄兴的重要性强调得太过分了，但书中有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一书既过时，又谬误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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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是唯一对同盟会作全面论述的著作，同时它也便于用来概括以前这方
面的学术著作；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无论从作为个人对革命运动的回忆录
来看，还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对这场革命的解释来看，都是有价值的。对于
其他解释和目前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
1913年》一书，特别应该看看该书编者的导言（第1—63页）；以及《辛亥
革命讨论集》。（载《近代中国》第2卷第2期 〔1976年4月〕第139—226
页）。
对专家来说，应先阅读谢文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
目选》，该书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资料的目录、关于个别资料的有用的评论和
一篇论述研究这次革命的整个史学方面的颇有见地的文章。学者们可能会对
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献集和回忆录给予特别的注意（见谢文孙一书的第50
—54和65—68页）。关于中文资料的另一部重要指南书是余秉权、李又宁
和张玉法合编的《清季革命运动期刊叙目选辑》。它包括1900—1911年间
出版的十六种期刊的目录和创刊词，还有一篇简要的英文介绍。关于资料和
分歧问题的有价值的讨论，可看贝尔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看辛亥革
命》（载《历史评论》第468期 〔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关
于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中间出现的争论问题，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
合会编的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这个集子出版过迟，以至贝尔热教
授无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讨。一本新的和经过认真推敲的指南书是冯兆基的
《1949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历史学》（载《近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
年4月〕第181—214页）。
中国学者所写论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应注意它的第2卷（1971年6月），即《中华民国建国六十年纪念》
特刊。该研究所的专著已收录在谢文孙的书目中，但书目还需要补充的有亓
冰峰的《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和《清季
的革命团体》，以及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
关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请参阅书目介绍和第六章的脚注，以及这一章伯
纳尔和罗兹所引的专著书目。最后，有几部题目与本章有关的研究著作有助
于理解辛亥革命。其中包括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第2版）、
弗里德曼的《中国革命党》、戴福士的《锡良和中国的民族革命》、于之乔
的《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1912—1924年的国民党》、唐·普赖斯的《俄国
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欧内斯特·杨的《袁世凯总统任职与
中华民国初年之自由与独裁问题》；还有周锡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帮助阐明清帝国末期社会史的原始资料。实际上，社会史的
概念包括很广泛的领域，涉及道德、观念、风俗、人群的组织模式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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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涉及经济境况的发展；所以几乎是所有的文献，不管是文字的、图像的、
建筑的，甚至是音乐方面的都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它的组织、
运动、结构和自我形象——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介绍的仅限于文字资料。
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学非常重要的计量资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极其零
碎，特别是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的资料更是如此。保存在日本的几批土
地文书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
谦三郎的《中国土地文书研究》两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大陆
以外的学者迄今还难以得到土地文书档案和地方政府的档案，并且人民共和
国的史学家在其出版物中也严重忽视了这些材料。大部分现有原始材料所提
供的资料基本是表述性的。再者，这些资料几乎全部出自统治阶级之手，而
且撰写时采用的刻板笔调总是倾向于把新事物纳入传统框框中去，因而它们
对研究下层阶级和社会变迁状况用处不大。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三十年来从
事收集大量口头传闻，试图矫正这一历史偏见，不幸至今未见出版什么东
西。
以下几种汇编适当地集中了零散的资料，因此适用于作为研究的起点：
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经介绍过的几种资料集，即由陈真、孙毓棠和汪敬
虞分别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