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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一起采取行动，表明秘密会社的政治形象有所减弱。但是更说明问题的
是，几次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的发展，都是在没有秘密会社支持的情况下
向清王朝当局提出挑战的；例如在1909至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
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的骚动；同一时
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
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
毁公共建筑、辱骂政府、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1910年5、6月间，在山东
莱阳曾发生反对增加苛捐杂税的冲突，当局企图把冲突归咎于地方的上层人
士，结果发展成为空前的暴力行动。参与其事者达四万多人，死伤约一千人。
①
文献材料表明，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经济因素触发的，因为经济因素更加
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情绪。然而，某些作者认为这些社会斗
争远不是反映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相反地，却是表明人们难以适应旨在改
②
进整个局势的各种变化。 他们的论据是其说不一的：或者说与十九世纪中
期的内战相比，光绪和宣统年间的民众运动比较软弱；或者说极端贫困只会
迫使农民竭尽全力苟延残喘，没有余力去闹事。诚然，在广州某些地区，农
业的商品化使得农民对地主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有勇气拒不交租。③
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释得根据详尽的经济研究，可是现在这样的研究
毕竟阙如。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拥有的材料只能断定，清朝最后几十年虽然有
些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真正的穷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众运动的大
多数参加者就是这一类人。
不过，民众运动之所以影响社会变革，显然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色彩，这
也是事实。从民众运动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权机构越来越无力维持社会秩
③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2 期第93—97 页。
①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 辑第5—64 页。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
辑第465—479 页。
② 参见迈尔斯：《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费维恺：《十九世纪中国的叛乱》，第74 页。
③ 前田胜太郎：《清代广东农民斗争的基础》，载《东洋学报》，卷51 第4 期 （1969 年3 月），第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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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它们还削弱了它残存的力量。有人指责清末农民运动说：它们的目的同
早年的农民起义相比几乎没有改变；它们对外国之侵入中国这一总的历史趋
势仍然比较迟钝；它们放弃了太平天国受西方影响而作的现代主义的革新努
①
力；以及说它们不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等等。 的确，除了同共和派合
作的起义（尽管它们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国外，它们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主张也
是温和的）之外，这些民众运动从未提出哪怕能与太平天国相比的纲领。它
们从未提出任何明确的“革命计划”。
然而，紧接在这类自封的造反之后，社会进步总是要加速的。民众力量
的不断打击，动摇了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保护社会上层对农民剥削的政权。
当包括社会名流在内的各社会阶级不再支持统治政权时，上述的情况就成了
②
产生任何革命形势的基本因素。 事实上，上层人物虽然指责清朝无能，但
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通过在地方上扩大势力和勒索行为也得到了这个
政权的好处，因此他们极力想维护这个政权于不坠。至于农村的上层人物，
他们的不满和蔑视是由于出现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他
们也不知不觉地抛弃了这个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体负责的社会观念
和价值观。十九世纪之末许多士绅文人都指出，“私”已经压倒了“公”。
这显然是一种倒退。但是这个“私”又导致另一个“公”的出现，即国家民
族的集体感。社会不太平和对民众愤怒的畏惧，也促使许多社会上层分子从
事新的职业。这种趋向在1891年的骚动浪潮过后遍及华中，在义和团起义
之后更是遍及全国。上层人物的这种转变以及他们逃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
乃是来自下面的压力同他们维护特权的本能相结合的结果。新的工商业者和
现代上层分子经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业机会，希望消除大众贫困和愚昧，这
就显然表露了那种埋藏很深的情绪。然而奇怪的是，社会重视技术特长——
清末社会的一个特点——归根结底是义和团的拳头打出来的，而不是洋人的
炮舰和梁启超的谴责造成的。义和团咄咄逼人的拳头迫使当局匆忙寻找新技
术和新办法来保持它的地位。
民众起义在影响清末各阶级的社会动员这一新现象中，也起了重要作
用。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影响到社会地位或生产关系，但却表明人们对个人行
动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变。每次骚动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
式。不仅如此，民众运动还通过模仿和自卫反应促使各社会阶级的联合，以
便集体干预公共生活。例如他们倡议建立自卫组织，发起保护和发展新式学
校或民众教育的运动，在北京和各省省会举行抵制洋货和抗议集会，等等。
民众起义也维护了清帝国领土的完整，它们使列强慑于民众起义，特别
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肢解中国的希望。然而，民
众起义虽然没有让维护民族统一的支柱垮下来，却使传统的制度及与其相关
① 参照谢诺：《1840—1949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78—85 页。
② 尤其要参看科斯嘉也娃：《1901—1911 年中国的民众运动》，第107—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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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等准则全部崩溃了。
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士
绅割断了自古以来同君主制的联系。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包括工商
资产阶级在内的现代上流社会以及大地主寡头集团。农村共同体松散了：宗
族内部互相救助的组织的活动范围缩得更小了；涌进城市找工作的流动劳动
力（他们在城里被行会所歧视）和无家可归、无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种
混乱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无不如此。社会机构受到下层力量的
打击而被削弱，开始逐渐瓦解。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这一瓦解的开始，它的
最大作用也许不是在于破坏了人们对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励传
统的统治阶级获取更多的地方权力，以改变它同清政府的关系。这就使得君
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他们掌权的最
有效手段。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民众起义的骚扰、外国影响的扩大以及政
治制度显然无力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都进一步损害了社会结合的机制。刚
刚形成的城市上层社会企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不仅把传统的乡村社会
置诸脑后，而且把对它的约束和它内部的团结也抛诸九霄云外了。
因此，这是一个脱了节的社会制度，随着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
它的结构也被腰斩。清末的社会变化既是政治权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权
威削弱的结果。一个显著的特点也许是社会现象同政治现象相互之间有着特
别密切的关系；这个特点来自中国社会的传统组织方式和中华帝国所信奉的
遍及各地和无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后，这种变化的局面的结果是通过以下
的长期趋向表现出来的：同外国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
人的社会地位，加强了国内几个地区的结合。这些结果跟天灾一起，还使农
村共同体日益发生困难。
1911年的中国表现了一个脱了节的社会所具有的两面性的面貌（这个社
会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对清王朝而联合起来的许多新社会力量——例如新
军、现代上层社会和革命志士——的温床）。一个逐渐丧失了灵魂和精神而
留存下来的社会外壳，是包不住这个新生命的。但当时被人们称呼的少年中
国，对自己的特性心中无数，它又建立在无法辨别的千变万化的地区条件的
基础之上，所以它也许不过是一场春梦。倘若没有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
的元气耗尽，那些暴发户、年青军官和活跃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推
翻清朝吗？可是最终还不是靠少年中国的猛击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吗？
而这又难道不是由于最高统治层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吗？辛亥革命
作为一次城市起义，被视为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发生空前变化的产物，被看作
是那些背弃古老的农业帝国而转向西方以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
新技术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脑力劳动的成果。不过，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
的社会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
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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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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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介绍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综合论述，没有哪种文字出版的书籍是令人满意
的。香港出版的两卷本《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照像平版印刷），
转载了1953—1967年间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发表的46篇近代经济
和社会史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状况。原在1932和1949年
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杂志上发表的21篇较老的重要文章也适当地
被转载了，见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晚清时期出版的经济资料包括从总理衙门和外交部档案中照像复印的
两大种文献汇编，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海防档》，其中有1861
—1911年间购置外国武器、建立兵工厂和机器厂以及兴办电报和铁路等事项
的档案；另一种是1865—1911年的《矿务档》。
大量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收集并出版
了，其中所收最难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过去未经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时冠以
有倾向性的小标题。李文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
年》中附有内容广泛的书目。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
1949年》一书的头两卷包括的是晚清时期。关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厂工
业的论述，可见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