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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同时又不同于“民”
和“官”。不过这种称呼越来越罕见了。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
集团，那就是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
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人，那仅指前面两
类。我们可以将它译作“商业绅士”。诚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与商业，
但是，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商业家”，他们包括从事贸易、银行、
工业和各种企业的人，不过他们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必须记住，这个
术语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其中有象中过进士并在政府中任过不同官职的沈
曾植之类的人。他挂名领薪、写书、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钱财；他还投资
于银行和铁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黄佐卿这样的人，他通过各种工商业经营
而取得势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衔。
经营商业的绅士是新绅士阶层当中的多数人，是它最活跃、最有影响的
部分；新绅士阶层用在义和团时期促成组织“东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
后鼓动和支持朝廷进行维新运动的行动来显示它这个集体的存在。但是，很
难认为这两类人是完全一样的。当时的人们把山西钱庄老板这类商人视为绅
商，他们尽管大做买卖，却保持着旧传统，甚至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虽然其中有些人与工商界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却应当把那些支
持维新的人算作这个现代社会名流集团，而不论他们依然是利用其地位从而
①
获得特权的传统士大夫， 或者是身居城市靠卖文卖字为生的知识分子，甚
①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 《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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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或者是军官，总之，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个现代社会精华阶层是否组成了资产阶级呢？毫无疑问，他们具有许
多资产阶级的特点，但是他们仍过多地被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式所束缚，
所以还不能被称为资产阶级。事实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资产阶级分
子是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分辨出来。每个人都被家族、
个人和职业关系所缠缚，传统原则与现代原则就在这些关系中发生冲突，但
其程度则随着个人的情况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
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
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
②
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
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从1905至1911年中
国企业的全部资本增加了两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就开始反对
政府的无能，抨击政府不提供保护。在地方事件、立宪运动和恢复国权的斗
争中，他们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热烈地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
管理租界、海关和制订关税；他们还组织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
控制。
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在上海和广州才有，天津、汉口和其
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
①
称为“企业家”。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很少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很少独
自行动而往往成为附属品，依附于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上流社会的巨大
主体。
新的社会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权阶级内部的变化有联系的。明清两代的官员一般都聘
请本阶级的同僚为私人顾问 （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钱粮方面。到了清末这
个旧规又满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级官员为个人设立了文武兼顾的幕府，以
承担镇压太平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现的任务。如马建忠、薛福成
等第一批洋务专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兴的工商业家如盛宣怀、
②
政治活动家如唐绍仪也在这种地方初露头角。不过，曾国藩、李鸿章 或张
之洞在提拔这类人或罗致其他公认的专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则是任
命他们为委员来负责一项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个办法则是按照清代行政的
传统，设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产、厘金和工厂企业等的许多新
机构都称为局，总是以非法定的官员即委员负责主持。唐廷枢和容闳就曾担
②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 页。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 第20 页。
②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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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过这种职务。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幕府，以及后来扩大应用的局和
委员体制，多少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动天地，也成了沟通旧文人学者和新专
家的主要渠道。幕府这种非正规的组织是由通晓各省情况的人以及由对组织
和供养他们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组成，它起了酝酿社会改革的作用；
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组织却被另一些更多地摆脱了儒家传统
的机构所取代了。
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精英人物都曾就读于按西方课程教学的新式学
校。重点进行宗教教育的教会学校，无论是用中文授课的天主教教会学校，
还是大多数采用外语及其他外国方式授课的新教教会学校，起初都根本没有
引起社会精英的注意。新式学堂最初由政府兴办，接着由新教传教士兴办，
它们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广到了中学和大学，宗教课程也让位给普通知识
课，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种新式学堂的效果才变得明显起来。尽管在1890
年新教教会办的学堂有17，000学生，另外还有几所小规模书院，但它们也
同几所官办学堂如北京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得设
法进入幕府以获取有影响的职位。只有随着1895年以后的维新运动和1902
年建立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 （这项工作在1904年颁布了这方面的章程才
完成），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才不得不进现代学校深造，以便进入新的世界。
可是，尽管学校的文凭中也授予传统的功名，但因科举制度根深蒂固，要谋
一席地位，还是得走传统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为了结束这一双重
体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废除了旧科举制度，这才使得现代学校树立了
对社会精英施教的独占地位。
1902年共有现代学校35，787所，1912年为87，272所；学生则从1，
①
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 与办学者的意愿大相径庭的是，由于教
学大纲零乱，内容脱离中国实际，教师质量差，这些学校不仅无助于巩固清
王朝，反而促使学生提出抗议和请愿。各地虽然也曾做过努力以改善教育质
量和扩大教育范围，甚至在传授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技艺时产生了极好的效
果，但是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会精英分子疏远旧政权和脱离民众；他们各行
其是，只有一种十分混杂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能使他们聚集
在一起。但是，由于新式学校强调集体努力和纪律而截然不同于传统的书院
只注重个人造诣的倾向，它们倒是能使得青年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学生发现
①
了集体行动的威力，便用它来发动多次罢课和抗议运动。在辛亥革命中，
青年学生的这种冲劲在社会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后，各种学会蓬勃兴起，教育、制宪和农业等领域的许多专门
联合会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中也纷纷成立：它们都足以证明社会精英的社会
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们吸引了那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26 页。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94、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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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已负起社会责任而且还能承担更重大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
士。
紧接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创办了强学会。此后各种学会风行一
时，创会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学术，这与传统的文人结社不同，是犯法的，
特别是违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干政的圣谕。它们制订了自己正规的规章条例，
其严格性与任何地区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统的传统集团的习惯方
式大不相同。这些强制性的和组织上的特点尤其明显地反映在二十世纪头十
年的各种协会内部，不过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颁布的教
育会章程，要求从县到省层层建立组织，对组织机构和会务的规定极其详
尽，以便讨论。1895至1898年建立的各种学会共有近万名成员，其主导思
想由康有为提出，内容是动员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实现全国团结和要求一
定的民权。它们鼓吹的政归全国全民的思想，同与之对立的君权至高无上的
思想原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些学会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学说，只希
望变成同皇权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社会精英人物的各种联合会逐渐变得好斗
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进的反对派。在1904至1905年，主要由学生组织
的团体把这种发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团体中，这种发展过程更长，更复杂。
那些联合会用合法的方式反对官僚暴政。它们求得了官方承认，但并未象政
府所期待的那样仍旧忠于传统制度，倒是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政党，成了
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阶层的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往往同一个人既是教育会
的领袖，又是宪政促进会或保经利联合会的首脑，例如江苏的张謇、汤寿潜、
①
许鼎霖，浙江的张元济，湖南的杨度、龙璋和广东的陈惠普。 这些联合会
的会员日益增多，使他们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赖官方支持的政治力
量。1909年，723个教育会共有会员48，432人，会员远不限于教育界（教
师只占少数），从士大夫到工业界领袖无所不有，这反映了现代社会精英阶
层的总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