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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中国人，为李鸿章和张之洞都效过力。
这些专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鸿铭是一位槟榔屿出生的中国人，他
完全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后在爱丁堡和德国就学，1880年他担任
张之洞的秘书和顾问。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时期广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
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后来到伦敦学法律，是伦敦许可开业出庭的
第一个中国人；1882年李鸿章请他到天津时，他已经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师
了。罗丰禄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曾在欧洲留学几年，李鸿章因赏识他的才
能，曾保荐他任驻英公使。蔡锡勇是张之洞的忠实助手，自北京同文馆毕业
后，先后在驻美国、日本和秘鲁的外交使团任职。还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
已实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学堂就读，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国留学不可。象李鸿章
的经济会办沈葆清、盛宣怀和郑观应，就是因负责同外国人打交道和做买卖
而获得专长的。
事实上，这些洋务专家不仅很快承担起谈判的职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还负责搞经济事务。他们往往担任监督对外通商的工作，例如当天津海关的
道台、通商口岸的海关督办兼道台。他们更经常地从事管理近代的官办企
业。这些人可能接连负责建立兵工厂，管理航运公司，创办纱厂和主持军事
①
学校。盛宣怀也许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张之洞和李鸿章的许多幕僚也做
过这类工作，但是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赫赫声名和成绩。以杨宗濂为例，李鸿
章1870年派他当汉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台湾负责兴筑铁路；1885年他
主持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他兴建了一家火柴厂，后转任直隶道台，然后受
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厂。蔡锡勇1886年在广州创办鱼雷学校，1887年创办水
师学堂，1888年建立造币厂；以后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铁厂和湖北枪炮厂；
在武昌，1892年建立织布局，1893年建立造币厂，1894年建立缫丝局，1895
年建立西式授课的自强学堂，1896年创办一所武备学堂。①
① 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 《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 第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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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产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务专家相似的谙熟洋货经营的商人。买办便
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员。1842年废除公行制度之后，他们是中外商号之间
必不可少的中间人，因为外商与华商之间存在着语言障碍，加之货币制度、
商业机构和经商习惯又很复杂，使得双方不能直接交易。他们一般是同外商
订立合同，这不同于有执照的经纪人（牙行）；牙行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传统
中介和独立的代理商。买办则是洋行在中国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华员，
自己身兼司库、审计员、财务主管、推销员和行情研究员，协助外国人同中
国人进行一切交易。
大多数买办原籍是在广州附近。广州商人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
敢于向要当买办的同乡提供外国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财政保证。他们还能提供
精于茶叶贸易的代理人，因为茶叶是开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货。而且，广州的
买办还有助于开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对外贸易。随着茶叶出
口减少而丝绸出口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先前只有外国人插手的部
门（特别是银行业务），浙江和江苏的买办也迅速出现。他们大多数最初是
宁波人和苏州人，先是作丝绸商人或上海钱庄的雇员。在二十世纪之初，大
多数买办仍是粤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上海，买办则以江浙人居多。
②
买办一般都是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时能够请人
做担保，不过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初，也有些买办是因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
而逐级提拔起来的。同时，大多数买办都是发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则又为他
们提供了提高才干和个人增殖财富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赚钱多而且快，这就
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约一千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佣金、回扣和
私人自做买卖的利润；同外国人的合作为他们提供了财富、关系、建议和保
护，这使他们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当西方大商号的买办而积财数百万
两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为宝顺洋行当买办的徐润，一是二
①
十世纪之初在上海为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大椿。买办的人数在1854年有二
②
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则增至二万人。从1842年到
③
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亿三千万两。 同十九世纪之末全部上层
④
士子的年收入六亿四千五百万两相比，这个数字相当低。但是，考虑到分
润这笔钱的人数和1902年外人在华全部投资只有五亿八千四百万两，这笔
②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 页。
② 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 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 到1900 年的数字
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③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 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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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钱就相当可观了。 不过，破产者亦屡见不鲜，买办的财富也是很不稳定的。
买办不但有钱，而且愿向新部门投资。他们最先花大钱办近代企业，对
兴办近代企业起过决定性作用。估计在1862至1873年他们为上海六家航运
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资金；1863到1886年为开办煤矿提供了所需资金
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七；1890至1910年为中国二十七家大棉纺厂提供了百分
之二十三点二三的资金；同一时期还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所需资本的百
①
分之三十。 这些买办不仅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还负责这些新企业的经营
和发展。他们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险和采纳西洋经营方法，以求取事业的成
功。由于他们能使洋行兴隆，政府也常请他们对官办企业进行技术性的管
②
理。不过到十九世纪之末，买办开始自办行号了。 他们就这样对经济现代
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买办也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同外国人联
系密切，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西式服装、陈设、娱乐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
中国习俗掺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混合文化，洋泾浜英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他们也能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
卫他们的利润观念和发展经济的观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以便象郑观应那
样成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买办以外，还可列举出一类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确。他们虽然没有
直接服务于洋行，却热衷于从对外贸易或引进西方技术方面谋取赢利。最明
显的是那些通过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销洋货而发财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门的茶
商胡元龙，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拥有茶园五千亩；以后由于绿茶市场收
缩，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种红茶，并且自办加工厂，从而既保证了自己的
③
财源，又维护了此地茶叶生产的声誉。叶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农的
④
孤儿，靠贩运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遗产达八百万两。顾馨一出身于
①
穷学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粮食生意，靠汽轮运货而发财。 钱庄在上海也
非常兴盛，它们是中国人与外国银行之间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购买洋货的信
贷，同时又把货物转卖给国内的销售商。上海在 1883年有钱庄五十八家，
②
1903年为八十二家，1908年则达一百一十五家。有几个家族在银行界占支
配地位，他们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设有分号，例如宁波的方、李、叶三家，苏
⑤ 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 页。
①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 页。
② 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 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
行号，这些人在1878 至1910 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8》，第2 辑第104 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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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严家与万家。 ③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业。例如在1872年，陈启沅用本国资本
④
在广州效区开办了第一家用蒸汽为动力的民营丝织厂。在1895年前，跻身
于工业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断增加。他们许多人是以外商名义登记的企业的主
要股东和经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隶，他们也积极参与官办企业。例如在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茶商（见第八
章）。但是，在1885年以后，他们也象南方各省的同业那样集中力量于政
府所忽视的私营工业部门，如丝织、粮食加工、火柴、纸张、玻璃制造以及
机械的制造和维修。它们多数是小企业，机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办下较
能使用新技术的大工场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资联营的工场中的新型手工业工
⑤
场相比，往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新旧活动方式的结合带来了高额利润。
粤商叶亮卿1888年在营口以一万八千两资本创办银号，到1906年就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