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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选举的时间选择在12月20日协定以后的九天
和袁世凯取得朝廷同意召开资政院以后的一天，内中还有更多意义。总之，
袁有一定的根据把孙中山12月29日的当选看成是“对诺言的一个背叛，也
②
是使国家走向长期分裂的一种倾向”。如果袁世凯有错误，他的错误可能
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动，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组
织政府，与外国列强联系，暂定国旗（最后决定需待民选议会作出），甚至
在袁世凯的后院进行打击。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谈一下。有一些被打败的满族革命者已经聚集在
山东，正准备进行反攻。孙中山赞扬这一行动，任命一个领袖（蓝天蔚）为
满洲都督，并协助他装备一支力量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
蓝天蔚奉命北上在满洲重新展开斗争。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然后就
处于僵持状态。当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时即行停火。①
①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台北），第3 册第428 页。
②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第435 页。
① 论述这次事件的有关正昭 （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1968 年），第106—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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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中山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短暂时期中并不是无所作为
的。共和派虽然继续坚持与袁世凯谈判，而且从未全力对他进行军事行动，
但也不会甘心让自己上当受骗。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需要袁世凯，
如果他们后来确实情不自禁地去考验自己对付袁世凯的实力，他们也不容许
把这种考验做得太过分。当袁世凯在快到1月底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在
三个星期后满洲人终于退位时，共和派就满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这样合理地作出结论：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务，直到他
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为止。他们取得了过渡政府的领导权，进行了使袁世
凯统治的国家和新共和国重新统一的谈判。他们试图谋求更大的权力，但暴
露出他们缺少本钱。这时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这一方面碰碰运气，即
他们一直坚持创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许会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起一定的作
用。在1912和1913年，他们凭借技能和勇气争取使民国能够运转。西式的
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
当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和无情的总统打算颠覆民国时，民国的捍卫者除
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1913年。
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张书生、杨品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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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
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在本世纪之初，刘鹗和吴
沃尧的小说描写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义和团、
以及实力雄厚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巨商等——包围的文人和官僚。这些新人
对后者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有此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变
化，并且确认1894到1904年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1904
①
年快到年底时张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风云变幻，殆如百岁。”
那时的观察家还注意到，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发生
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
那么明显。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平民百姓似乎对这种变化仍旧漠不关心，只
是他们的处境略为恶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头，现代工厂的工人同苏
北新来的劳工外表无甚差别，但是，身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出入汽
车的商人则差别很大。在旁观者看来，这些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
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结蒂还必须着眼
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经讨论了经济、对外关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问
题，还讨论了对军队、商人、官吏、士绅、学生和革命者有影响的种种发展。
①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1904 年10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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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级种种
自康熙的满人统治建立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社会成分同一性的统治阶
级，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开始变得多样化了。
在十九世纪中期大动乱的前夕，社会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职或退休的官
吏和有功名或学衔的文人及其家族组成的。在省城还包括大钱庄和大商号的
老板，在地方上则包括有钱的地主和商人。一个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
的功名，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权阶级了。不过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级的
不同。中举或者至少拔贡才能当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财当然就更好了，因
为财能使他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员，其地位
①
与平民相差无几，因为生员的头衔只能带来很少的法定特权。 最后，从地
方到省，一个人只要相当有钱和受过一点教育，功名对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
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在公众舆论中，尤其是在上层阶级的心目
中，功名也还是社会上有身分的标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过捐纳或科举
得到这种有地位的凭证，才能真正进入上层阶级。当时通用的“绅士”一词，
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看法。“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
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
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
巨绅：太平天国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传统门径有所扩大，最先经受变化的是特权阶级。
为了回报地方各界镇压人民起义、特别是镇压太平军的贡献，科第名额大为
增加，虽然自清初以来已经增加的名额很少。到1871年，儒学生员的名额
从太平军起义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学生员的名额相应地从
①
21，200人增至26，800人。 固定的增长在1871年后即已停止，此后名额
临时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军事需要造成的。虽然这种暂时的增长为数不
少，但是总的影响却甚微，因为只涉及一次会试，而且只相当于上述固定增
加数的百分之五，或者说仅有大约484个名额。以这个数字为基础，假设每
个生员能够再活33年，那么，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就会有将近910，000
人，比太平军起义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
生员的百分比从万分之十八增加到万分之二十四。②
尽管生员名额的增加确实不多，然而卖官鬻爵却很盛行。这种办法始于
明朝，曾为清朝早期的统治者广泛采用，到十九世纪初一度有所收缩，但是
①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1368—1911 年》，第34—40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8、94 页。
②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98—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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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官员来源多样化
和保持平衡，可是后来政府的动机就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为了便于卖官，
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534，000名，而
③
在太平军起义之前还只是355，000名。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
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④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样合法特权的有官衔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
括在内，则受益的家庭人口总数从太平军起义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
平军起义后的7，200，000人，然而全国人口总数却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
年以后才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的兄弟、成年儿子和
远房亲族也沾光，享有特权者的总数就会更大，尽管这些人享有的特权不同
于有官衔者本人，但是他们却可以依仗其声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绅的膨胀由于分布不均，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太平军起义前，
文人、官吏及其直系亲属对总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点七，在四川则是
百分之三点五。太平军起义后，这个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点六，在浙江则
①
是百分之五。 云南和贵州由于地区贫穷，无力捐献军费，比例就下降了。
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进一步下降，广东的比例保持着稳定，但这只是由于这
些富饶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于它们提供了大量钱财，正常仕进和捐官者的
绝对数量还是大量增加的。这个比例几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长了
二倍，在陕西和甘肃增长了三倍。但是具体情况则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
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总人口的减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则是由于地方富庶，
故而能弥补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获得者的数量之间的不平衡。由此可见，
维持一个较大的特权阶级加重了贫穷省份的困难，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
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长，则使其在绝对数量方面占有压倒优势。
在文人阶层内部，各等级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军起义之前，1，
100，000名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125，000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
贡生或贡生以上，因此这些人属于真正的上层。有功名和官衔的总人数的百
分之三十二，即350，000人，是捐纳者；在更有影响的官员和有官衔的人
当中，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太平军起义以后，1，450，000有功名和
官衔的人当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贡生，他们属于上层
绅士。其中530，000人的地位，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纳的。
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捐纳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六。①
由此可见，这个文人阶层不仅人数增多，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