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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发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1911年的起
义的。张之洞总督曾在该省花大力气建立了一支新军。但张之洞在甄别革命
分子这方面，却不如其他官员——例如直隶的袁世凯——那样有力。湖北至
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
吴禄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他在参加唐才常1900年
的未遂起义时辍学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1902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到
那时，他已是孙中山之友，又是一个隐藏的革命积极分子。他曾升任新军中
的几个要职。其中即有北京的一个要职，其他的湖北学生也早在1904年就
认为，军队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
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可能是
企图联合学生、士兵和秘密会社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904年与黄兴合搞一次起义的企图失败后，湖北的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
才重新组织起来。从1906年初起，一共大约有三十个革命组织有记录可查。
这些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密切（但与同盟会关系不密切，虽然组织名称相似），
这可以从“军队同盟会”和“振武学社”等名称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
名清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了警告，说同盟会在新军中的活动日益频繁，活动
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话文来煽动士兵。据说有一个日知会，在组织普通
士兵方面特别成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从1906年初到1907年1
月）。这样就开始了1907至1910年时期摆脱专门吸收军官的倾向，直到1911
年，新军中的主要革命集团几乎全部由士兵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动几乎停止，因为它的领袖（一名新军士兵）
被调往四川。这件事说明组织是多么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组织起
来。共进会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后期，其创始人孙武从日本归国。他很快
对秘密会社丧失信心，便转向新军征集会员和盟友。同时，共进会最合理的
潜在同盟者“军队同盟会”被“群治学社”接替。新名称是能说明问题的。
1908年夏秋，政府已经镇压了一批声称有权为民主公开集会的集团。甚至梁
启超的温和的政闻社也被镇压。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宪政计划的同时，不能
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变这些计划的活动。就在这个过程中，湖北群治学社的
成立可被视作对当局的一种公开和对抗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个月以后出现的。随着她对政权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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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
会。群治学社的三个成员开始发行一种报纸，它广泛流传，并把革命的要义
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当群治学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学社代
替时，后者也发行了一种报纸。大量的报纸宣传与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
文献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归国学生在尽可能靠近兵营的地方开设店
铺、客栈、茶馆、杂货店和其他铺号。许多这样的店铺成了革命组织的前线。
陆军部长委托一位美国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军已经趋向反满。①
在1910年，时机仍未成熟，军队不能单独行动，连试一下的准备也没
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进会和振武学社等组织发现还不可能进行合作。
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军中取得的成绩并不一样。在1909年前，他们在
北方争取到的拥护者比南方少；但从那时起，同盟会会员开始担任北洋军中
的要职。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长期进行的广州，准备仍不充分。例如，同盟
会企图组织新军兵变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动现在真相大白，它不过是一次地方
暴动，而不是一次革命起义。这就是地方官员颟顸无能所引起的1910年2
月的广州暴动；革命派当时无非想利用（但没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
②
件。 他们在广东的问题是，他们在士兵中没有组织，虽然在中下级军官中
有大批同盟会会员。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动，政府开始惊慌失措。革命派是否
取得了象官方所认为的那种成就，这还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军的不
满情绪急剧加强，而清当局几乎是疯狂般地作出反应。部队来回调动频繁，
有时甚至被解散；军官经常被替换或解职；监视工作逐步加强；宵禁实施了，
各项规定普遍从严执行。振武学社决定更深地转入地下和寻找盟友。1911年
1月底，该社的领导人在武昌聚集，企图成立一个新的前沿组织，并为该组
织起了一个无碍时局的名称——文学社。在一个月内即已有约四百名新成员
入社。该区几乎每个营都有人入社。其领导人决定继续发行一种报纸，给每
个部队单位分发一份。武汉三镇各设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
以及有湖北军驻防的另外几个省里去。有的人甚至远去东北。
当文学社在加强其招募和宣传活动时，它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方面正与
共进会进行竞争。虽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但他们不能
协调他们的活动。文学社领导人的几名话说明，为湖北省新军提出的社会变
化的要求还根本不够：“我们是下等士兵；他们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
①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 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
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 （第114 页）提出，到1911 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②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 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
（第76—77 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 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
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 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 第3 期（1975
年5 月）第689—715 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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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又聪明又有声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他们从不屑看我们一眼，依靠他
①
们，我们会一无所得。” 需要有一些调解人的帮助和一种危机感的气氛，
这样这些集团间的摩擦最后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调解人可
由上海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个小派别出面充当。而危机则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
中。
新绅士和省谘议局
1910年与日、俄、英、法等国的边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软弱而受
到攻击，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也变得更加直言无忌了（见第七章）。十六个省
立宪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组成谘议局联合会。该会随即派一个三十
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这次行动赢得了政府的几
个让步，其中包括设立临时的资政院，把完成完全立宪制的过渡期缩短三
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请愿后，11月4日的上谕答应在1913
年召开国会 （原定在1917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省议员仍不满意，
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
赢得让步。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
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谕命令请愿者解散，但是在临时的资政院议员的领导下，
许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论了两个月。因此，到1911年初，请愿运动进行了
整整一年，并且从要求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
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
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和革命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
次强烈。在1910年初期，他们曾经向当局请求动员民众的支持以防止叛乱。
但时隔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宪
派报纸的社论认为，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
这就是欧洲人成功而“我们的墨水付诸东流”的原因。六个月以后，随着要
求立宪派“不应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口舌之战”，上述要求暴力行动的
①
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 1911年3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
②
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
梁启超自知不可能参加过去与之激烈斗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队伍，但他这
① 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 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
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
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第112 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 页。
②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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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却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那些观点。他甚至争辩说，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外
国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险；对这个问题，他与《民报》的作者们过去争论得最
为激烈。他的许多改良派追随者也发现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上。“立宪派人的
君宪美梦已经觉醒……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
①
与清廷对抗。”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
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领袖人
士中，只有江苏省的张謇还没有转变原来的立场。但当革命一旦爆发，他在
促使清王朝覆灭这方面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而有利于“新绅士”一方。虽然反
对派力量仍然过于分裂，还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战，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清
大联合的因素这时已存在了。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
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省议
员满怀着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临时的资政院中供职的人（他们比一般的谘
议局议员年轻，并且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有战斗性。商人曾经参加领导反洋
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许
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