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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者。只要中国的革命者保持团结，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够创建
① 例如，见马丁·伯纳尔： 《1907 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第136—138、152—160 页。伯纳尔关
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观点。
② 参照伯纳尔对《民报》及其不同阶段的评价（见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 217—223 页）。
关于《民报》的历史，包括它的目录和作者笔名在内，有一本无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华（汤增璧）
的《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载《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218—238 页；此文也载于《辛亥革命》，
第2 册第438—459 页。又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3、4 及第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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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们能够制造出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机
车那样容易。他们能够应用亨利·乔治的原则使他们的经济现代化。他们能
够摆脱外国的统治而获致完全的主权，其办法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以此向外
国人证明中国是强大的、坚定的和进步的。
孙中山所强调的主题——统一、主权和国家强盛——是很适合学生们的
胃口的。他们接受他，主要是因为他懂得外国人的威胁，不仅知道怎样去消
除它，而且知道怎样把它变成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学生
们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说：“每一件事都能被有决心的人安排好。常人
所不懂者，一定会被 〔这些〕人介绍明白……如果我们能在一种变革中打动
①
人们的心，文明就会立刻来到，不出十年则 ‘独立’必将深入人心。”
孙中山呼吁学生们要起而领导一场救国的十字军运动。这个呼吁是未来
革命领袖们在以后数十年内要一再发出而学生们要不断听取的呼声。在这种
情况下，它使运动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见绌，甚至与其他目的发生了冲
突。例如，同盟会誓词中所说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权这样一些目标，相当于
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即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即民生主义）。三
民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和平权主义与学生们的习惯和感情完全对立，而且也许
是与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出身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们被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新思
想所强烈地吸引着，但他们甚至更强烈地向往民族主义，这或许是因为民族
主义既能唤起爱国主义的新感情，又能唤起团结一致和文化优越感的以往的
意识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所得到的支持，要
比第一项（民族主义）少得多。诚然，孙中山本人无论怎样喜欢把他的三民
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却显然有一
种超人论的色彩；和学生们一样，他之重视人民参政却不如他之重视强有力
的领导。另外，他和学生们一样的是，他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摆在迅速
改变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目标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对人民权
利、制约与平衡以及联邦制，中国的革命志士并没有漠然置之。但是，他们
之所以珍视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最强大的国
家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最快地富强起来的国家美国就是个共和制国家。民主
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个强盛中国的手段。社会正义同样也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国人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终止贫富悬
殊，终止特权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国的统一。当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可能
危及第一个主义的实现时，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应该让路，或者放松要求。例
如，有几次“平均地权”被悄悄地收了起来，以便安抚地主集团或其他人等，
①
因为他们的支持这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之所需。
① 引自希夫林：《孙中山之谜》，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65 页。
① 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即所谓的中部总会 （详见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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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拟定这些观点时一方面着眼于外国的威胁，同样也注视着外国
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
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
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
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有时中国青年在狂热地学习
西方和日本的时候，忽视了把他们的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革命的作者们
更注意土耳其、波兰和葡萄牙的爱国运动，而不大注意广州和上海的爱国运
动。当他们热烈地讨论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时候，通常是用外国思想家们的名
词——这些名词更适用于外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例如，他们主要
根据德国的政治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来讨论立宪政制。他们写到俄国的革命党
人，写到他们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杀的问题，但很少提及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区
别，以及他们自己和俄国革命人士之间的区别。他们劲头十足地讨论无政府
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释西方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如英国工党
的前途），而不是讨论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偶然有一位作者探
究对中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土地国有化问题、土地政策与税收政
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就是这类讨论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问题，而不是反映
中国问题。例如，这些问题大部分产生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可取的探讨
中，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它们当作德国的和日本的政治问题来加以讨
论的。
中国人不仅仅是羡慕别人的模仿者。他们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许多可资批
判的东西，他们也预见到工业化国家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他们以
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法把马克思的话颠倒过来，预言中国社会比工业化国家更
容易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阶级分化是太明显了。因此，他们
勾画出一幅比较和平地过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图景。有些人——
最著名的是孙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实践的问题，如果中国也要实
现共和政体，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总的说来，他们仍是无批判地吸收外国的
观点，囫囵吞枣，而不经过充分的咀嚼。这就引起了知识上的消化不良，这
样，当他们建立新的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它又转而造成了政治规划不周和执
行不当的情况。
中国的革命党人感到与“进步的”外国人有手足之情。鉴于他们自认为
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所以他们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锋力
量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地注意外国革命人士的一个原因。关于
共和制和社会主义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国人对这两个主义大感兴
趣；中国人认为它们是最新的和最“先进的”思想，它们会给国家的强大、
政治的统一和秩序以及社会福利准备条件。在他们寻求新的和进步的东西的
制在两个主义上，即推翻满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宪政治制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武
昌首义》，第2 辑第1 册第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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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抱住一个观点又舍弃一个观点，或者把那些很难共
存的观点兼容并收在一起。他们的思想意识把他们的个性弄得严重分裂，其
中主要的矛盾是对外国人的难以言喻的态度。他们对外国革命者有亲切感，
可是他们也妒忌外国的富强；他们反对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但他们又
同时向西方和日本求助。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渊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部分
统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革命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在革命人
物中间，有的掉队了，有的变节了，有的改信别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队伍
中间出现了争吵。章炳麟对共和制的价值及其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表示异议；
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争论国有化应该实行到什么程度；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一切
形式的有组织的权威；《民报》则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数人意见与“普遍民意”
时的少数人和个人的权利问题。到了1907年，这些意见分歧爆发为宗派主
义和公开的争吵。可是，有一个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
仍对同盟会的思想意识有影响。孙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从日本人方面接受
了一笔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视中国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责。另外
一个问题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来的，而且明白无误地涉及一人政治问题，即
革命是否过于洋化而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同盟会从来没有用一个
声音讲话，而从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谐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关于中国
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应该从同盟会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活跃、成长、混乱和政见分歧这样一
个背景，来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这场辩论主要是1905至1907
年在梁启超的《新民报》和在《民报》上展开的。1907年10月以后当梁启
超的报纸停刊以后，论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出版物上继续进行，但其争论
点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统了。
梁启超为清廷大力引进立宪政府而积极地作辩护，同时他激励北京更快
地走向比它的维新所企图达到的更扎实的民主。他以更强烈的笔触严厉地抨
击革命党人，但是他的攻击题目是经过挑选的。梁启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权、
国力、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很接近许多革命派人士的观
点；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通常只争论细节或方法，而不是争论根本目标和价
值。1905—1907年辩论的关键问题是，不首先推翻满人能不能达到这些目
标；这些目标能不能很快地达到；反满革命会不会招致——或防止——外国
人的干预和接管。虽然他们也辩论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问题和中国应该实
行立宪君主制或实现共和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就不如争论应否容
忍满人继续统治的问题那么火气大了。
梁启超的根本立场是，反满革命是危险的和不必要的。说它危险，是因
为它可能引起混乱，势必招致外国的干涉。说它不必要，是因为满人已经开
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
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